杳无音讯:何方美和她失踪的女儿们

在中国,当一个人接种了疫苗后出现问题,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救济途径,家庭不得不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但一旦他们想要维权,就会进入政府的维稳程序,陷入上访和打压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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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一个人接种了疫苗后出现问题,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救济途径,家庭不得不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但一旦他们想要维权,就会进入政府的维稳程序,陷入上访和打压的恶性循环。何方美一家就是这样的例子,低音播客《拒绝遗忘》曾经讲述过她的故事。如今,她和丈夫身陷囹圄,儿子被寄养,两个女儿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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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医院门口。图片由作者提供

河南辉县市共济医院既是一座精神病院,也是一家养老院,它位于郊区一条县级公路的旁边,路对面有几家汽车维修店和一家烧烤店。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正值冬小麦收获的初夏时节,医院门口的树荫下晒着一摊麦子,旁边停着一辆卖西瓜的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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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旁正在装修的老年公寓。图片由作者提供

靠近大门的老年公寓正在装修,被绿色的脚手架包围。进入大门再向里走,我看见了精神病医院,那是一座三层高的小楼,与急诊科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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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医院。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过去的几年,有两个并非精神病患者的女孩长期滞留在这里。她们是一对姐妹,姐姐希希接种新生儿强制疫苗后残疾,2020年起,她和母亲一起被关在这家医院,第二年,妹妹娇娇在医院里出生,如今将满四岁。

她们的母亲何方美、父亲李新,多年坚持为残疾的大女儿维权,身陷囹圄。三个孩子无人照顾。最初,政府把两个女儿安排在这家精神病院,今年清明节前,她们又被转移到其他地方,连亲属都无法探望。

何方美一家的遭遇,是中国疫苗受害者群体的代表性案例:当疫苗出现问题时,受害者几乎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赔偿,只能独自面对高昂的康复医疗费用。为了追责和索赔,他们不得不用逐渐激烈的方式表达抗议,随后又遭到政府的打压报复,处境雪上加霜。

据推特账号“FreeHeFangmei何方美”的消息,今年6月18日,律师会见何方美,她希望尽早出去照顾孩子。

7月16日,何方美的辩护律师向辉县市法院发函,指出羁押程序违法,并表示何方美愿意为了孩子认罪认罚,选择与政府达成妥协,放弃上访。律师呼吁法院尽快给何方美自由,体现人道主义,但案件至今仍没有进展。

https://x.com/FreeHeFangmei/status/1818936258783248747

失踪

2020年10月,何方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大女儿的医药费迫在眉睫,国家赔偿却迟迟不到账,再加上当地政府对她的维权活动频繁打压,于是何方美带着一双儿女到辉县市政府门口,对门牌泼墨。

这一次,何方美被处行政拘留十天,但因其怀孕五个月没有执行 。一周后,她发现墨水已经被洗掉,再次对门牌泼了红色油漆,被两名保安和一名便衣男子拉开,之后她就失踪了。

每一次她被拦截、拘押,丈夫李新都会第一时间在推特发布信息。近年来,中国政府逮捕人权捍卫者时,为了压制家属的声援,经常会同时逮捕配偶。10月14日,何方美失踪后的第五天,李新给朋友发送了一条留言:“我被他们带走了。”此后,他也失去了音讯。

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人知道何方美、李新和他们的孩子们在哪里。直到2022年3月,家属和朋友才陆续知道何方美一家的下落。

根据中国的法律,孕妇不能羁押在看守所,因此,在何方美产子前,她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关在辉县市共济医院。

按照法律规定,怀孕或哺乳自己婴儿的女性嫌疑人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无法提出保证人、缴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如果犯罪嫌疑人无固定住处,或涉及特定的罪名,可以在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

尽管何方美在辉县有固定住所,也不涉及需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罪名,但她还是被关在了共济医院这个由警方指定的住所,希希与她一起住在医院,儿子则被政府安排寄养。2021年2月4日,何方美在医院生下小女儿娇娇,随她的姓氏。

法律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超过六个月,何方美却在共济医院被关了一年多。

这段时间里,何方美处于与外界彻底隔绝的监禁之中,她没有保暖鞋,脚后跟冻得发疼,最严重的时候无法正常行走,只能踮着脚尖或用脚的侧面着地,减轻脚跟的疼痛;长期没有热的食物,导致她出现了胃病,经常剧烈疼痛到流泪。

更让何方美痛苦的,是两个女儿的健康状况。残疾的希希没法接受康复治疗和训练,也没有矫正鞋,出现了扁平足;刚出生的小女儿娇娇发烧惊厥导致休克,何方美强行踢开门,抱着娇娇跑去抢救室,她十分担心娇娇死在这个条件恶劣的医院。

2022年3月22日,一群穿着制服的警察来到医院,说要释放她,带她去做一个体检,她那时还不知道,那其实是看守所的入监体检。希希问她:“妈妈你还会回来吗?”那天,何方美回到了希希身边,第二天,她被警察带到了法庭上,自此母女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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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美带着女儿希希在河南省辉县市政府维权。图源:推特/x @hefangmei2019

何方美的案件在没有自行委托律师的情况下开庭,罪名是重婚和寻衅滋事。直到开庭,她才得知,丈夫李新早在2021年就因同样罪名被判刑五年。

何方美在法庭上解除了官方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师,自行辩护。法庭并未给她看丈夫的判决文件,也未保障她作为听障人士的权益。之后,她被当庭逮捕,羁押于新乡市看守所,希希和娇娇继续滞留在共济医院。

到看守所后,何方美的状况并没有变好。胃炎和脚痛仍在持续,但她仍要参与看守所监室内部的交替值班,在夜里站上两个小时,就医的权利也无法保障。

孩子

多名消息人士确认,何方美刚被带去看守所时,辉县官方希望亲属尽快把孩子接走抚养,但何方美没有料到自己会被羁押如此之久,便一直没有委托亲属。

更现实情况是,她和李新的家属也大多贫困,无力抚养两个年幼的女孩。李新的父亲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到底在哪里,六十多岁的小姑也无能为力;何方美的哥哥们各自打工养家,她唯一的姐姐那时需要照顾年迈的母亲和婆婆。后来,大姐成了为何方美奔走最多的亲属。

大姐没有上过一天学,在打工的过程中自学了认字,但无法熟练地使用拼音,也并不懂政治和法律。对这个比自己小十岁的妹妹而言,她一直扮演着照顾者的角色,“(何方美)一困难就来找我”。无论是和李新同居时怀孕,因为没有领结婚证难以就医,还是李新“犯了事”,何方美想要躲避,她都会第一时间找大姐。

2022年夏天,她和律师前往新乡市看守所,但他们没有见到何方美,就连律师阅卷的要求都被拒绝了。

他们又来到辉县,试图见李新的亲属,但李新的父亲已经被送到养老院。破旧的老宅空无一人,大姐站在院子里,崩溃大哭:“见敏(注:何方美小名),你在哪?我找不到你……我从去年就在找你……我找不到你,你到底在哪里?”

探望何方美的孩子需要有关部门批准,大姐获得许可后,见到了何方美的儿子,带他去医院探望了两个妹妹。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妈妈生了个小妹妹,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残疾的希希和年幼的娇娇一起被关在共济医院的病房里。娇娇从出生开始,就没见过楼道之外的世界,很少有机会接触到阳光和新鲜空气。

希希的智力并没有受损,她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县级、乡镇级人民政府应该帮助解决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困难,但没有人安排她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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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海报。图源:ig @mamaidonowrong

她自己学会了唱歌,以及用拳头握着笔画画。姨母来探望她,她问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姨母哄她说,等你学会走路,妈妈就回来了。她立刻说要一个支架,用来练习走路。

2022年的暑假,大姐把何方美的儿子接到了湖北。

大姐说,暑假结束时,何方美的儿子不愿回到辉县,哭得撕心裂肺——他在寄养家庭生活得并不好,家里所有人都可以打他。不许他坐在桌子前吃饭,放学后就被关在卧室里,只能在上下学路上捡瓶盖当玩具。一次,寄养家庭出去打麻将,把他一个人关在家里,他不知怎样开始玩起了火,差点把房子烧掉。

由于已经在上学,加上没有何方美的明确授权,大姐没有办法让他留在湖北,他不得不回到辉县。在那之后,家人经过协调,为他换了一个贫穷但不会虐待他的寄宿家庭,大姐定期买奶粉寄过去,给他补充营养。

2023年初,家人委托的律师终于见到了何方美。律师也拜访了何方美的前夫,他录视频声明自己从未打算控告何方美重婚,并做了公证。律师认为,重婚罪有了新的证据,应该重新开庭,但法院拒绝了,只允许律师提交书面辩护建议。

五月,大姐再一次去探望孩子们,她们状况并不好。但在此之后,希希和娇娇被搬进了设有电子锁的封闭病房,大姐再也无法争取到探望她们的机会。

后来律师又会见到了何方美,她写下了授权书,委托大姐代替她行使抚养权。大姐拿着授权书跑遍了各个机构,却不断被踢皮球:辉县公安说要请示领导,让她去找城关镇政府;城关镇政府说没有安排何方美女儿们的情况;医院则说只听公安的。

大姐不太担心方美的大孩子,他现在不会再被虐待,正常地上学,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可以照顾自己;但她越来越担心两个女孩,她们一个四肢无法正常活动,缺乏康复治疗,一个快到四岁,却无法上幼儿园,没有人保护她们,教她们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

多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清明节前,共济医院把孩子们送到了辉县城关镇的镇长办公室,理由是自从何方美和希希被送入共济医院以来,政府没有支付医院一分钱,欠下的各项费用已达到十几万,医院不想继续承担费用。

城关镇政府没有告诉亲属,女孩们如今到底在哪里,在经历长达三年多的非法拘禁后,这两个孩子又失踪了。

家属和律师希望通过法律诉讼争取监护抚养孩子的权利,但不知道姐妹俩究竟在哪里。各部门不停地互相踢皮球,他们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由于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接过孩子们的监护权,她们的监护权应该还属于父母。有猜测认为目前孩子们可能在没有监护权的村委会手里,但村委会并不承认。家属和律师在当地提起了三个孩子监护抚养权利的申诉,法院也没有受理。

“十三妹”

讲述何方美早年的经历并不容易,作为草根维权者,她通过推特和媒体发出的声音常常是碎片化的,我们只能靠着对她家人、朋友的访谈和各种资料拼凑出她的人生轨迹。

1985年,何方美出生在贵州遵义的贫困山村,是家里最小的妹妹。她的双耳先天残疾,没有耳洞和耳廓,这导致她很难和别人正常交流。

在她出生后不久,父亲去世了,母亲独自务农养活六个孩子。极度贫困导致孩子们无法完成学业,何方美初中辍学,到东部城市打工。在浙江,何方美结婚生子,但很快与丈夫感情破裂,离家出走。

2010年前后,网络环境相对宽松,微博成了公民社会的重要阵地。何方美学会了上网,注册了微博,网名叫“十三妹”。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她用打工攒下的几千块钱安装了助听器,但效果不好,她要求退款。

何方美的家人说,网友李新利用媒体工作经验帮她讨回了钱,两人开始恋爱。但李新对何方美的朋友、河南维权人士孟晓东说,何方美用微博维权,“有好多人帮她要钱”,李新是其中之一。此后,何方美在网友聚会中与李新见面,开始产生感情。

两位讲述者都对自己的记忆并不十分肯定。何方美和家人的联系不多,家人不支持她和李新同居,何方美一度和他们断绝来往;而孟晓东在2019年因维权行动被捕,以“寻衅滋事罪”获刑三年三个月。经历长期关押后,他的记忆也已经模糊。

与李新同居时,何方美并未正式离婚。在中国的底层女性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对她们来说,离婚并不容易,忽视了同时存在的合法婚姻与事实婚姻可能带来法律风险。

何方美逐渐学会利用网络维权,她的第一次公开行动并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爱人。

李新来自辉县贫困的农村,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到印度修读硕士。因为关注公民社会,以及与台湾驻印度办事处人员接触,他回国后被国家安全局人员拘捕,并胁迫充当线人。

由于恐惧,李新在2015年逃亡出国,当时何方美已经生下一个儿子并再次怀孕,暂时留在国内。

2016年初,李新在泰国失联,为了声援他,何方美接受了国际媒体的采访。

国际社会开始关注李新案,何方美也得到了他的消息。她被叫到公安局和李新通话。李新说他自愿回国协助调查,要何方美不要联系任何人。何方美对美联社记者表示:“但我知道这就是老一套,他言不由衷。”

半年后,李新被释放回家,女儿希希出生了,一家四口住在辉县城关镇的一处公寓里,老朋友孟晓东成了孩子们的干爹。

在平静的生活中,一颗定时炸弹早已埋下。2016年2月,李新失踪时,辉县的两名女警察就曾找到何方美,指责何方美犯了重婚罪。与此同时,何方美法律上的丈夫翁先生接到了一个来自辉县的电话,打电话的女人自称是李新的前女友,劝他出面告何方美重婚,承诺出钱帮忙请律师。他拒绝了。此后,又有自称辉县公安局的人打电话,怂恿他起诉何方美。

翁先生始终没有答应,他反省过自己对何方美的冷暴力,也不想伤害自己孩子的母亲。每一次辉县的人找来,他都会联系何方美的家人,辗转把情况通报给她。

在中国,重婚罪一般需要受害者起诉立案。警察和翁先生的接触令何方美十分担忧,有了离婚的想法。2017年,辉县公安局的警察带何方美去了浙江,通过当地派出所找到翁先生,让何方美办理了离婚手续。

与前夫离婚后,何方美终于能够和李新登记结婚,但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让这个小家分崩离析。

疫苗

2018年,一岁多的希希接种了政府为婴幼儿提供的几种减毒活疫苗,包括中国医科院的甲肝疫苗、北京天坛生物的麻风腮疫苗和武汉生物的白百破疫苗,但很快她瘫痪、难以进食和呼吸,医院诊断为病毒性脊髓炎。

经过两个月倾家荡产的抢救,希希活了下来,但手脚无法正常活动,需要长期康复治疗。何方美和李新去寻求医学鉴定,想通过法律途径索赔。

曾经在中国从事乙肝、艾滋病反歧视工作的公益人士杨占青,从2012年开始关注疫苗问题,曾经为许多疫苗受害者家长提供维权咨询。

杨占青曾经在低音播客《拒绝遗忘》中作为嘉宾讲述何方美的故事,提到疫苗受害者维权困境时,他说,尽管中国有《疫苗管理法》、《疫苗异常反应鉴定办法》等法律法规,但这套规则的运行并不利于受害者。

2014年卫生部第19号文件规定称,“任何医疗机构或个人均不得作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疫苗异常鉴定只能由市级或省级专家组进行,或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专家开展。

然而参与鉴定的专家来自政府控制的官方医学会,专家往往不会承认疫苗问题。“99%不会认定为异常反应,都说是偶合……这样政府就不用赔钱了,”杨占青说。

何方美和李新的信访最初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辉县城关镇政府以“救助”的名义,给他们按月支付总计18万元的救济金,但相比于希希每月几万元的康复治疗费用,救济金无异于杯水车薪,两人只能继续上访。

杨占青对何方美的印象尤其深刻。他觉得何方美比大多数疫苗受害者更有公民意识,她曾经举着有“公民”两个字的牌子拍照,在北京参与人权活动家许志永、丁家喜组织的聚餐,以“侠女十三妹”的网名出现在推特上,结识各种维权人士。

2018年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后,何方美组建了疫苗受害者的非正式网络“疫苗宝宝之家”,在这个小团体中,热心而又泼辣大胆的何方美成为了核心。

img 何方美发布在其YouTube频道上的“《一块红布的胶带》歌之疫苗宝宝行为艺术”视频截图

何方美一边带孩子去北京看病,一边帮助其他经济困难的疫苗受害者家属,为他们提供食宿,介绍他们认识知名维权人士,组织受害者和家属在北京王府井拉横幅,一边为孩子的治疗公开募捐,一边用拉横幅、举牌等方式表达疫苗群体的诉求,如推动立法、设立疫苗风险补偿基金等。

来自上海的疫苗受害者谭华和她的母亲华秀珍,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何方美的。

谭华原本是一名上海白领,拥有复旦MBA硕士学位,2014年被狗咬伤后接种狂犬疫苗,还未完成全程接种就患上了癫痫。她与母亲华秀珍通过诉讼、上访索赔,却被维稳人员打断两根手指。华秀珍为此到北京抗议,被捕入狱,后来获刑一年两个月。

谭华到北京看病,也继续上访。她在网上认识了何方美,2018年夏天,何方美听说谭华在北京,邀请谭华到她租的房子去住。

那是一间小公寓,谭华、何方美和孩子睡在床上,李新打地铺。后来,华秀珍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我对她(何方美)第一印象就是侠义,正直,她家并不富裕,还经常接待去北京治病、维权的疫苗家长,免费吃住。”

2019年初,何方美作为疫苗维权群体的代表,成为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时事大家谈”栏目嘉宾。在节目中,她直言不讳地批判卫生部、疾控中心和药监局等政府部门对疫苗监管不力。

维权

中国政府把越级进京上访、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张贴散发材料、打横幅等行为定义为扰乱社会秩序的“非法信访”,而稳控化解不力的地方官员会遭到问责,因此,地方官员千方百计拦截可能到北京上访的居民,并对他们进行报复。

“我们在北京,大部分时候都是被政府的人弄回去的,”一位要求匿名的疫苗受害者说。

2019年3月,何方美在“两会”期间前往北京上访,被拦截并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11月15日,案件在辉县市法院开庭。何方美在最后陈述中表示,一个法治、文明、民主的社会离不开控诉者的监督,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希望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好,希望疫苗受害儿童的权益得到保障。

李新接受采访时悲观地认为,何方美一定会被判刑,但检察院在2020年1月撤销了指控,何方美获释,并申请到了11万元国家赔偿。

不过,国家赔偿一直没有到账,女儿疫苗致残的补偿金也没有下文,何方美又踏上了上访之路。辉县政府严格限制何方美进入北京,派人在她楼下盯梢,限制她购买火车票。2020年5月,因新冠疫情延期的“两会”召开时,何方美只能坐火车到河北,步行进入北京维权。

她在推特上描述了自己的经历:“千里走单行,从外省黑灯瞎火步行10公里3小时到北京。经过的村庄没有路灯,只有坟墓,狗还在我后面汪汪叫。”

成功进入北京后,何方美不到两个星期就被抓住,交给地方维稳人员带回辉县。她被限制人身自由总共两天一夜,没吃上一顿饭,只得到了一个馒头。

大部分疫苗受害者都会被迫陷入一个怪圈:除非他们的财产足够支撑漫长的治疗,且完全放弃索赔的念头,否则无论原先属于哪个阶层,只要遭遇了概率极小的疫苗异常反应,都注定会沦落到社会底层。

天价医疗费用让他们的经济状况极为困难,法律框架内的诉讼、信访无法得到答复,但当他们采取其他方式表达诉求,又会遭到拘禁,失去工作和应得的社会保障。疫苗的赔偿问题尚未解决,他们又要为自己遭到的打击报复而控告、上访,陷入维权和被打压的恶性循环。

声援何方美最积极的华秀珍也在近期再次被捕。上一次被判刑后,原单位宁波大学取消了她的退休金和医保,她和女儿失去了生活来源,只能继续为此上访。今年四月,母女两人在浙江省政府外用无人机和大喇叭播放抗议口号,之后一起被刑事拘留。

一位要求匿名的疫苗受害者说,随着近年来维稳的扩大化,官方对疫苗群体采取日益严厉的维稳措施,从截访到软禁、拘留、判刑逐步升级,希望受害者不堪打压,降低索赔的心理预期,“有时一条人命二三十万也就算了”。但在拿到赔偿前,很少有人退出维权。

对于想要得到赔偿的受害者而言,即便代价沉重,但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激烈的“非法信访”仍然是唯一方式。

杨占青认为,合法的信访对擅长踢皮球的官员毫无压力,受害者们只能越级上访,去北京“告御状”,给地方政府官员施压。

华秀珍曾经为何方美和自己写道,女性天然柔弱,力不及人,但更有韧性优势,只要一息尚存就决不放弃。为了不幸的孩子,她们愿意用命换命,“哭瞎眼,跑断腿,说破嘴,坐冤狱”,为了给残疾和需要终身服药的孩子“一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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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秀珍。图源:推特/X @tanhua1980

何方美还没有给女儿争取来“一个保障”,她决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愤怒和痛苦。在记录泼墨的视频中,她留着齐耳短发,穿着黑色裙子和黑色打底裤,指着儿童车上的希希,讲述女儿因疫苗致残、自己维权被关押十个月的经历。

愤怒的母亲拧开手中的墨水瓶,一边咒骂,一边把每一滴墨水泼在写有“辉县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辉县市委员会”的两块牌子上,大声质问:“这样的政府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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