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乱长安》汉武帝晚年的夺嫡暗战

巫蛊之祸是西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中涉及汉武帝一朝的政治斗争，诸子夺嫡等明争暗斗。这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真相由于史料的缺乏，成为一个未解之谜。本书作者利用史料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历史的空白进行了大胆而富有创建的论证猜想，重审巫蛊之祸的来龙去脉，揭示其中的真相，提出了无法证伪的新视角。

作者：谭木声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谭木声。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我今年新出版的作品，《巫蛊乱长安》。它的副标题是《汉武帝晚年的夺嫡暗战》，讲的是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一事件对西汉历史的重大影响。

巫蛊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疑案。所谓巫蛊，就是一种巫术，用桐木做成小人，作为想诅咒之人的象征或者替身，以针扎它的胸腹部位，诅咒对方患上疾病，折损寿命。汉武帝晚年，太子刘据被诬陷用巫蛊之术诅咒父亲，谋夺帝位，最终酿成父子在长安刀兵相见，血战九日，浮尸数万的惨剧。这还不算完，这件事之后不断发酵，牵扯进很多人，因为它而死的人高达数十万。

这么惊心动魄、扑朔迷离的宫闱血案，其参与者、推动者都有谁？他们为什么以命相搏？到底谁是最后的胜利者？而我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尝试穿破历史的重重迷雾，努力还原真相。

这一程破案之旅，不但要探索巫蛊之祸可能的真相，我也想从这件疑案入手，来分析一些西汉时代的历史重大问题：比如，外戚为什么会在汉代成为摆脱不了的顽疾，最后导致王莽篡汉；为什么说，巫蛊之祸前后，汉武帝的大清洗才是导致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原因；汉武帝有没有可能是非正常死亡？以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汉武帝立刘弗陵为太子，任命霍光为辅政大臣，到底是不是他本人的意愿？等等。

可是，这个案子却很难破。首先，时间太久远，留下来的证据，也就是历史记载非常少，此案的直接证据在《史记》，《汉书》中不超过两千字。其次，作案现场破坏严重，巫蛊之祸后，明显能看出，关于此事的史料经过了人为的大规模毁损和篡改，意图掩盖真相。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下，必须找出间接材料，运用严谨的推理，有的时候还要发挥合理的想象，去弥合历史的空白，构建此案可能的真相。不过，推理与想象本来就是研究早期历史必不可少的思维工具。

巫蛊之祸错综复杂，关系万千重，我们从哪儿说起呢？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线索时，一句话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那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之后还有黄雀，谁是最后的黄雀？" 蝉自然就是储君之位，第一个捕到蝉的螳螂显然是武帝的嫡长子，太子刘据。但太子刘据的身后，隐隐浮现的，不止一只黄雀，也就是汉武帝晚年，试图操控储君选择的各路政治势力。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一起，走入风雨飘摇的汉武帝统治晚期，细数这些围绕皇位继承人之争，明争暗斗的政治势力，进而接近"巫蛊之祸"的真相。

螳螂

首先登场的，是"巫蛊之祸"中的主角，兼受害者，太子刘据。

支持太子刘据的政治势力是谁呢？大名鼎鼎的卫氏军功外戚集团，包含皇后卫子夫，以及名将卫青、霍去病等人。卫氏军功外戚集团得以成立，是因为他们为汉武帝解决了两大难题。一是武帝青年时的不孕不育危机，二是长期以来，匈奴在北方边疆对西汉的威胁。

卫子夫在入宫后，先是接连为武帝生了三个女儿，然后又在武帝 30 多岁时，生下了儿子刘据。武帝欣喜若狂，立刻将刘据封为太子，所谓母以子贵，卫子夫随后也被立为皇后。这还不够，当初为了求子，武帝还特意祭祀过民间主管生育的神仙，叫高媒，类似于后来的送子观音。刘据出生后，武帝也把高媒列入国家正式祭祀的神灵。立太子，封皇后，树新神，这一串动作可见汉武帝欣喜的程度。一出生就是太子，刘据可以说很幸运，但又很悲哀，因为他在继位之前，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与父皇的考察，更不要提其他觊觎这个位置，对自己虎视眈眈的政治势力了。

卫子夫的得宠，还直接为汉武帝带来了两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同父异母的弟弟卫青，以及外甥霍去病。卫青本来是武帝的妹妹平阳公主家的骑奴，平阳公主出行的时候，他骑着马护卫，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具备率领大兵团在戈壁草原机动作战的能力。他第一次指挥作战是在元光五年，首秀就取得了汉对匈奴的首次胜利。虽然只俘获斩首八百人，但是打到了匈奴单于祭天的龙城。随后又冒出来一个霍去病，但不幸的是二十几岁就英年早逝了，没有能为西汉建立更多功勋。

既然称为一个集团，就不会只靠上述四个人。有那么多军人跟着霍去病、卫青征讨匈奴，因为军功而封侯拜将，那么自然就成为卫氏军功外戚集团的成员。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巫蛊事件中遭遇了杀身之祸，为什么武帝对他们处理起来这么严酷，动不动就是全族诛灭？原因要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才能看得出来。

晚年的汉武帝，疑心很重，而且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掀起大案，牵连无数。比如，丞相公孙贺从小陪武帝读书，算得上是他的发小。武帝对公孙贺也很信任，一当上皇帝就任命他为太仆。太仆地位高，是正九卿之一，又是关键的职位，主管皇帝的车马仪仗，皇帝有重大仪式出行的时候，由太仆亲自驾车，所以只让皇帝最亲近的人担任。到武帝晚年，卫子夫的姐姐卫君孺和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因贪污的罪名被下狱；公孙贺为了救出儿子，就去抓朝廷通缉了很久的一个要犯，大侠朱安世，想立功为儿子赎罪。结果朱安世报复说，公孙贺私下用巫蛊之术诅咒汉武帝早死，公孙敬声还与卫子夫生的两个公主通奸。于是，盛怒之下的武帝，毫不留情，一纸诏书下来，就让公孙贺全家，以及两个女儿，连同卫青的长子长平侯卫伉，一起被杀。鉴于卫青死后，公孙贺事实上是卫氏外戚集团的带头大哥，很难相信汉武帝单纯是为了惩治贪污而痛下狠手，里面应该有"小题大做"，顺手铲除逐渐坐大的卫氏集团之心。

很多历史爱好者都说，如果卫青霍去病没有早死，太子刘据的地位就会一直牢固，父子反目的巫蛊之祸也不会发生，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推断有一些一厢情愿。

首先，武帝对于权力的把控之心非常强。其实卫青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已经逐渐被边缘化。当霍去病展现出自己的军事天才时，武帝对霍去病表现出的偏爱，就凸显了扶持霍去病，以打压制衡卫青的倾向。

顺便说一句，即便霍去病英年早逝，武帝也没有因此重新起用卫青。从公元前 119 年，也就是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一直到元封五年卫青死亡，十一年的时间里，武帝没有再起用过卫青。所以，即便卫青在巫蛊之祸前夕还活着，也很难想象，这位失宠、边缘化的名将，能对武帝有多大的影响力。

所以说，在同时代的人，比如《史记》作者司马迁眼里，卫氏集团的崛起，是一种小概率突发事件，不可解释，所谓"殆有天幸"。“天幸"这种随机性、偶然性过重，既不可预测也不可解释的因素，在历史的发展中，常常占据无法忽略的地位，会发生巨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对于历史，做不到事事都能求得常规的解释。

那么卫氏集团的败亡，除了汉武帝自身的猜疑和提防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呢？接下来，我们就说说，那些和太子刘据，以及卫氏集团处于同一生态位，互相敌视的政治集团了。

第一只黄雀

能够取代太子刘据地位的，一定是武帝的其他儿子。比如，武帝宠爱的李夫人给他生下一子，取名刘髆，是汉武帝的第五个儿子。由于武帝对刘髆的宠爱，于是围绕着这位皇子，迅速形成了全新的李氏外戚集团，明面上有李夫人，以及她的两位兄长李广利和李延年等人。不过，我发现，在巫蛊之祸中起到关键作用，被传统史书斥为奸佞小人的江充，很有可能是李氏外戚集团的秘密成员。

江充跟太子的冲突是《汉书》中明确记载的事。汉代的高速公路叫驰道，人人都可以用。驰道中间还有一条道叫禁道，只有皇帝出行能用。但是，顶级的权贵走驰道时就会打个擦边球，走一走中间的禁道。有一次太子的家臣走禁道时被江充扣住了，江充当时的职责，正是监察弹劾权贵的违法行为。于是，太子忙不迭派使者给江充道歉，客气地称他为"江君”，说我管教下属无方，希望您不要告诉我的父亲，我不想让他老人家为我动气，“唯江君宽之”；意思就是希望江充睁一眼闭一眼。太子这么说，已经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了，但江充依旧毫不犹豫地向武帝举报。武帝说"人臣当如是矣"，做臣子的就应该像江充这样，只忠于皇帝一个人，即便是储君，也不能够替他隐瞒。

从人情世故来看，老皇帝一定会死，太子会在他死之后成为新的皇帝，江充为什么要得罪未来的皇帝？最可能的解释是他背后有一个想要并且有可能取代太子的力量，在为他撑腰。这是谁呢？史书从来没有下过结论。所以，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就尝试拼凑信息，来进行推断。

江充是赵地邯郸人。从战国末年到汉代，邯郸是最时尚的地方，相当于今天的香港、上海。于是，就在邯郸这个时尚之都，出现了一种人家，叫倡户。在当时，这个"倡"字和唱歌的"唱"字，是同一个字。倡户家庭里的孩子，从小就全部接受唱歌跳舞方面的培训，未来的职业就是给王公贵族们表演。倡户出身的女子，一旦因为才艺容貌被高门大户相中，就可能以姬妾的身份一步登天。这个被传统史书唾骂的奸臣江充，就生于一个这样的倡户家庭。

然而，首先发达的并不是江充，而是他的妹妹，她幸运地嫁给了赵王刘彭祖的太子，于是江充也成为赵王的好朋友。可是他引起了赵王太子的猜忌，由此也得罪了赵王，全家被杀，他一个人从邯郸逃到长安去告御状。他的御状被武帝受理，武帝接见了他，他提出要穿自己的一套行头去见武帝，武帝也同意了。于是他穿得很时尚，头上戴的帽冠，装饰着很长的羽毛，走起路来一步一摇，这就是西汉时期时尚的步摇冠。另外，江充为了博出位，穿的衣服是一件纱彀禅衣，就是单层外衣，用薄纱制成，剪裁上非常像女装；再加上江充长得一表人才，所以武帝见了大为欣赏，破例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结果发现，江充对政治行政事务，也有见地，所以就安排他做官；而迫害江充的赵王太子刘丹，也被武帝问罪，押解到长安下了大狱。

那么问题来了，秦汉两朝，对人口流动有严格的管理，离开所在的县要得到通行证，进入首都更需要特别的通关文书。江充既非贵族，又非世家，也不是开国功臣之后，作为一个被诸侯王通缉的逃犯，他是怎么安全抵达长安的？这是第一个疑点。

另外，当时在未央宫北门外给武帝上书的人不计其数，有人想要陈说自己的见地，希望得到提拔，东方朔就是走的这条路；有人则是想要申冤。这么多的上书要经过皇帝的侍从官员层层筛选，一百封上书，武帝未必能看一两封，凭什么江充的御状就能摆在武帝的案头？这是第二个疑点。

最后，江充作为一个从外地来京城告状的通缉犯，内心应该充满恐惧和惶恐，做事情应该是小心翼翼，不敢差池一步的。他却敢提出穿自己的新行头去见皇帝，他怎么知道皇帝会喜欢而不是反感？这是第三个疑点。

一件事如果有一个疑点，可能是偶然，两三个疑点连在一起，就一定要给出一个解释。

被汉武帝宠幸的李夫人，原本出身于中山国的倡户之家，江充则出身赵国的倡户之家，战国时期中山国被赵国兼并后，两国早已一体；江充的整个家庭背景、籍贯跟李氏外戚是一模一样的，很难相信他们没有关联；所以，我的一个推测就是，江充要么之前在赵地，就和李氏有往来，要么就是通过赵人集团攀附上了李夫人这条线，李夫人帮助他申冤，而江充则要为李氏集团服务，来作为交换。后来，江充就变成了汉武帝信任，打击权贵势力的酷吏，从负责司法的钦差绣衣使者，一直做到掌管皇家苑林与财政的水衡都尉，可谓烜赫一时。

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断，不能说它就是真相，但它是历史的一种可能性。

资料的缺失，使得中国古代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迷雾重重，而历史研究的一个任务就是通过现有的资料和线索，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多种可能性，而不是追求绝对的真相。在这个过程中，逻辑、以及推理和想象，也应该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历史研究不仅在于揭示事件的真相，更在于通过这些事件展示人性的复杂和多样性，他们往往比单纯的事实更为迷人。

黄雀之后

李氏外戚集团在巫蛊之祸中的作用是公开的，但还有一个此前被关注得很少的势力，也在谋夺太子之位，它的前台人物是汉昭帝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钩弋夫人身上的第一个巨大的疑点是，她是怎么被武帝发现的？

根据史书记载，武帝巡游泰山，路过河间，有人对武帝说，此地有一个奇女子，姓赵，不幸天生畸形，一生下来拳头就攥得紧紧的，谁也掰不开，求皇帝屈尊前往，用天子的威德来拯救她。古代的皇帝不像我们，天天刷微博刷朋友圈，可以主动了解信息，他看似全知全能，实际上是身处被周边的近臣给他精心构建的信息茧房里，他了解到的信息取决于这些人给他投喂什么。

见到这个姑娘后，武帝亲自下场，轻易就掰开了她紧攥的拳头，然后武帝又发现，这个年轻的姑娘姿色出众，于是就被武帝安排入宫；由于她居住的宫殿叫"钩弋宫"，所以在史书上，就被称为钩弋夫人。当然，今天的我们，是不会轻易相信这些怪力乱神的记载的，一切反常的事件，只能理解为有人在做局。

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的出身，是第二个更大的疑点。钩弋夫人怀孕 14 个月才把孩子生下来。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理解，这有可能吗？人的怀孕期大概是 40 周，有记载的怀孕期最长的是一个美国妇女，怀孕 375 天，也就是 12 个半月，刘弗陵比她还多一个半月。现代医学揭示，当怀孕超过 40 周，随着时间的增加，死胎的风险急剧加大。怎么理解她怀孕 14 个月才产子的事呢？清代的规矩是，因为要保证孩子一定是皇帝的，皇帝临幸妃子会有记录，时间对不上，当然就不是皇帝的了。汉代应该也有类似的措施，钩弋夫人如果是在武帝最后一次临幸她之后 14 个月才生下的刘弗陵，就有一个可能，在武帝临幸完钩弋夫人之后 4 个月，另一个人跟钩弋夫人发生了关系。

这样的事如何才能圆得过去呢？于是，身边有人对武帝说，当年尧也是在娘胎中 14 个月才生下来的。武帝欣然开怀，把钩弋夫人所住宫殿的殿门命名为尧母门。皇帝生出尧舜那样的后裔了，这就向天下传递了一个信号，刘据的太子之位，坐不稳了。

有学者查了史料，在武帝之前没有任何记载说尧是 14 个月才生。这个说法看来是他身边的人编造出来告诉他的。谁能够编这种话让他相信？一定是他的身边人、亲近的人。

曾经英明神武，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连这种事都能相信，只能说明晚年的他，也和其他老人一样，变糊涂了。作为皇帝，汉武帝的权力不存在任何制衡，但是他越来越好骗，因为他越来越多疑。一个人多疑，并不代表他什么都不相信，你只要找到他的软肋，无论多么荒诞的事，他都坚信不疑。

后来，刘弗陵固然成为新太子，继承了皇位，但是母亲钩弋夫人被赐死。而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宦官苏文，则史料所记载不多，但是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出现，然后又隐身。有学者把这些线索联系起来，得出了一些推论。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综合整理，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那就是围绕着钩弋夫人，其实有一个宦官集团想要用钩弋夫人的子嗣作为政治资源，在武帝身后掌控政治权力。这就是黄雀之后的黄雀。

作为旁证，东汉史学家班固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钩弋夫人的父亲曾经也是黄门宦官，是苏文的同事或同僚。在此之前，钩弋夫人的父亲曾经是朝廷官员，犯了法，本来要被处死，为了保命，只能被迫接受宫刑来免除死罪。苏文用老同事的女儿作为自己政治博弈的工具，在情理之中；而且，苏文的阴谋差点就要得逞了，这也不奇怪，他即便得逞了，也不过是东汉的宦官之祸早一点出现而已。

父子反目

说到这里，让我们再把叙述的重心，放到江充、汉武帝，以及太子刘据身上。

公元前 91 年，征和二年，丞相公孙贺，连同卫子夫生的两位公主，以及卫青的长子卫伉被杀，这就让本身地位已经不稳的太子刘据，更加不安；同时，武帝与太子，这对父子之间的关系，从原本的亲善和谐，也变成了心生芥蒂。当然，从中作梗的，就是刚才提到的李氏外戚集团以及宦官集团。而江充和苏文两个人，就是冲在第一线的急先锋。

当时，武帝因为健康不佳，住在了长安附近的离宫，甘泉宫。于是太子与父皇很难直接见面，往来交流必须依靠文书，这就给了苏文、江充等人更大的操作空间。

比如，太子前往宫中看望皇后，待的时间久了些，苏文就向武帝诬告，说太子在皇宫内与宫中女子发生了不端关系。还有一次，武帝感觉身体不适，召太子来甘泉宫探望，事后苏文就指使下面的宦官对武帝说，太子看到您健康欠佳，居然面露喜色。这些攻击虽然不会产生什么直接效果，但一来二去之间，武帝自然对太子的印象，慢慢恶化。

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武帝的疑心病，也变得有增无减。这时，江充不失时机地提醒说，皇帝的病情，可能就是因为宫中有人在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于是，武帝就任命江充为自己的使节，让苏文等人当助手，返回长安，彻查此事。

得到皇帝授权的江充，立刻带着一群来自匈奴的巫师，在七月兴冲冲地返回了长安，自长安城内开始，一直搜查到皇宫大内，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果不其然，江充入宫后，顺理成章地，在皇后卫子夫和太子的宫中，发现了大量用于诅咒的木人和写满了诅咒大逆不道之言的帛书。面对这种公然的栽赃陷害，太子刘据恐惧万分，向身边的官员，少傅石德咨询意见。石德敏锐地察觉到，这子虚乌有的巫蛊调查，目的就是废掉太子，另立储君。所以，石德果断地对刘据说，现在您所处的形势，好比秦始皇即将驾崩时，太子扶苏面临的形势，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假托天子诏书，把江充等人抓起来询问实情：到太子和皇后宫中搜查，究竟是江充自己在夹带私货，还是武帝本人的旨意。

不过，情况失控了；江充落网后，愤怒的刘据下令把他斩首，汉武帝得知后，认为太子叛乱，下令起兵平叛，刘据只能也举兵反抗；除了太子的下属和亲信，这次起兵得到了部分卫氏集团和官员贵族的支持响应，双方鏖战了足足九天，死伤数万，繁荣的长安一下变成了人间地狱。最终，兵败的太子刘据被迫从长安逃走，在附近的湖县被官兵团团围住，刘据被迫自缢身亡，两个儿子也一同遇害。

后世很多史料说，武帝宣布下令平叛后不久，就心生悔意，命令官员郑茂手持代表皇帝的节杖，前去赦免太子。这很可能是一种粉饰之词，因为武帝的实际行动与之截然相反，比如，既然下了赦令，为什么官兵还对太子加紧追捕，在围困中对自尽的太子没有及时救护，还残忍地杀死了太子的两个儿子；另外，一个曾经参与围捕太子的低级官吏李寿，居然青云直上，被武帝任命为卫尉，也就是卫戍长安的精锐部队"南军"的指挥官；如果武帝对太子之死深表悔恨与内疚，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吗？

不仅如此，在巫蛊之祸平息后，武帝对那些追随支持太子的官员贵族，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根据统计，共有数十万人先后因卷入巫蛊之祸而横死，其中就包括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在巫蛊之祸中，作为另一支长安卫戍精锐部队"北军"的指挥官，任安关闭营门，不做任何行动，于是被武帝认为是首鼠两端，坐山观虎斗。最终任安被武帝下令用酷刑"腰斩"处死。

**当然，那些在武帝与太子之间挑拨的"黄雀"，也并没有善终。**在巫蛊之祸发生后的第二年，就有官员密告李氏外戚集团的核心，李广利和丞相刘屈氂秘密举行巫蛊仪式，诅咒武帝，好让刘髆继承皇位，于是李广利全家被下狱。此时，李广利正在和匈奴作战，情急之下，他决心孤注一掷，试图用一场胜利将功赎罪，结果事与愿违，兵败如山倒，不得已投降了匈奴，反而导致自己全家被诛杀。而李广利本人在一年多之后，也死于匈奴单于之手。另外，巫蛊之祸的第一当事人江充固然已经死亡，但他的家人，也被武帝下令全部处决。随后，另一个巫蛊之祸的重要当事人苏文，也被武帝下令用火刑处死。之所以处刑如此酷烈，一种可能的推论就是，武帝的神智短暂恢复了正常，发现了苏文和江充是如何长期布局，离间自己父子关系，最终逼反太子的；而刘弗陵生母钩弋夫人的神秘死亡，也可能源于汉武帝发现了她与苏文勾结密谋的往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巫蛊之祸的最终胜利者，反而是太子刘据：“巫蛊之乱"后，他在襁褓中的孙子刘病己，在长安监狱中度过了一段艰辛的岁月，最终机缘巧合之下继位登基，是为汉宣帝。

结语

一晃，又是三年过去了，时间来到了后元二年，也就是公元前 88 年。当年 2 月 12 日，病重的武帝，突然下诏立八岁的刘弗陵为太子，第二天任命霍光等人为辅政大臣，第三天就去世了。这一系列事件的仓促发生，让后世学者始终怀疑，武帝并非正常死亡。一个旁证就是，太子刘据死后，三儿子燕王刘旦认为自己理应成为太子。他上奏请求入京保卫父皇，作为试探。然而，武帝严厉谴责了刘旦，并削减了他的封地，显示出他并不愿讨论新太子的问题。自此之后，太子问题反而成了一个忌讳，倘若武帝真的那么中意年幼的刘弗陵，早早把他扶正才是情理之中，但武帝一直拖到在死前三天，才仓促做出决定，这就很可疑。

接下来，再看看所谓武帝亲自制定的辅政大臣：这个团队的核心是霍光，他在武帝身边服务了 30 多年，虽然他深得武帝信任，但并没有在朝廷中担任过重要职务，职位最高只是侍中奉车都尉，二千石。另一位是金日磾，他是匈奴人，作为战俘的后代进入汉宫服务。战俘的后代成为辅政的大臣，也很不寻常。同时，田千秋被任命为丞相，根据汉代规定，皇帝不在长安期间，丞相应留在长安主持国家事务，但武帝死时他并不在场。所以田千秋的名字出现在辅政大臣名单中，可能是后来添加的。再看看其他成员：上官桀是霍光的亲家，武将。桑弘羊是主管财政的大臣。更令人起疑的是，《汉书》中关于汉武帝去世后辅政大臣的名单，竟然多达四种版本，以上这些是所有被提及的人名，但在四个版本名单中，唯有霍光的名字始终存在。这些人多数是在内朝侍奉武帝的小臣近臣，缺乏实际的国家治理经验。

实际上，这个所谓辅政大臣名单的真实性，在当时就受到质疑，霍光曾经声称武帝在临终前，曾封他们几人为侯，但是他们推辞了，现在应该补上；但是，武帝的侍卫，王莽（注：与后来篡汉的王莽同名）的儿子王忽，在私人交谈中透露，武帝临终前根本没有封侯之事，暗示霍光等人可能在捏造遗诏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一言论传到霍光耳中后，直接导致王莽遭遇了霍光的斥责，于是王莽不得不逼迫王忽自杀。

巫蛊之祸，不仅预示着汉武帝统治时期的尾声，更意味着西汉王朝权力政治结构的一次剧变。由于在武帝统治时期，以及巫蛊之祸中，开国军功元勋集团遭遇了沉重打击，所以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的退场，必然导致这些官位和权力，要落入另一批人手中：取而代之的，除了外戚集团，就是一批出身相对低微的下级官吏以及儒生。而在西汉末年，篡位的外戚王莽，正是来自汉宣帝的母亲，王氏家族。对于这个结局，不知一生为了巩固皇权，不断对外戚和元勋家族发动血腥清洗的汉武帝本人，倘若泉下有知，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好了，本书的基本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这是一本由我个人的好奇心驱动，以推理与猜想驱动的历史著作。

近代以来，受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功的诱惑与刺激，历史总想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然而对于这个目标的过度追求，反而让历史学丧失了一些原本的魅力。历史，其实是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学科，而可能性正是它的魅力之一。毕竟，古代史研究，比的是谁能在现有材料中发现新意，以及在材料缺失的空白处，提出有创见、合乎逻辑的推理与猜想，而这也是我想用这本书与大家分享的初衷：那就是展现历史丰富的可能性。

撰稿：谭木声

讲述：赵成晨

脑图：刘艳脑图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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