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帮凶

毛泽东的文革，是发动群众造反搞“大民主”，冲垮自己创建的党和政府一整套官僚体系，在废墟上建设毛式新世界；　　刘少奇的文革，是绝不允许民众“乱说乱动”，党说干啥就干啥，党说斗谁就斗谁。　　毛的文革，恶果我们看到了；刘的文革，会好一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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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文革，是发动群众造反搞“大民主”，冲垮自己创建的党和政府一整套官僚体系，在废墟上建设毛式新世界；
　　刘少奇的文革，是绝不允许民众“乱说乱动”，党说干啥就干啥，党说斗谁就斗谁。
　　毛的文革，恶果我们看到了；刘的文革，会好一点吗？


　　文革最大受害者的另一身份：文革帮凶

　　《读书之乐》第11期，2021年11月14日首播

　　◆高伐林


　　几天前，我参加了一个关于文革的学术研讨会，加州州立大学退休教授宋永毅写了一本《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美国和加拿大几位华人学者来讨论读后感。这本新书由台湾的联经出版社出版，分为九章，前六章，是对毛泽东、林彪、江青、周恩来、康生、张春桥的非理性、无意识的精神活动进行了系统探索，这些精神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或改变了文革的历史，使文革展现出变幻莫测的特点；另一重点，是追溯和比较了文革中重要人物的政治行为，与中国数千年来皇权体制文化基因“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宋永毅特别指出，这些可以挖掘到的文化基因，常常并非是中国皇权专制的正统，而是它的变异，是在革命的意识形态下最坏的变异。例如本书梳理了林彪“接班人”悲剧中皇太子政治的怪圈，领袖和接班人之间的冲突，最终造成了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危机。这本书的后三章，分析了文革中三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夫人参政，集体大屠杀，异端思潮、挑战者。

　　宋永毅著《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

　　宋教授新著中的有些章节，过去几年作为单篇论文发表时，我有幸先睹为快，因为我当过《新史记》双月刊主编，有几篇还编辑过；还曾经协助宋教授，在国史出版社编辑出版过多种关于文革的电子书，读到了他为其中某些书写了序言或者导读。他进一步把这些文章统合成一本大书，是文革研究的新成果，可喜可贺！目前的中国大陆，当代史和党史、更不要说文革史的研究空间，几乎压缩到零，香港的图书出版市场也基本上被摧毁，幸亏还有台湾，还有联经这样的出版社，还在坚持，令人敬佩！
　　这里我就以读这本书来作为本期的话题。宋永毅教授这本书，内容相当丰富，讨论会上多位学者程映虹、郭建、胡平、吴国光等，都对宋教授搜集如此之广、之多的史料信息，表示敬佩。这与宋教授二十多年来牵头建立中国政治运动史电子资料库有很大的关系。

　　宋永毅牵头建立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政治运动史资料库，规模大，影响大。

　　我从书中，挑一个很重要，但读者可能相对了解较少的话题来说说。
　　谁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可能不少人首先想到一个名字，刘少奇。没错，他在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中级别和政治地位最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被整得太惨了！他1969年11月12日在开封去世——前天是他的52周年忌日；他的妻子王光美被诬陷为特务，关押12年。长子挨斗后卧轨自尽；次子入狱八年，受尽折磨得病，出狱不久就死亡。其他子女也都被关押，受尽歧视。

　　周向林的油画《1969年11月12日·开封》，再现了刘少奇去世的情景。

　　宋永毅的书，第二章的标题是：“受害者和迫害者：刘少奇和他对文革的独特贡献”。独特贡献？没错。历史就是这样充满矛盾。在中共多年的政治运动中，政治人物谁也不可能只有单一的身分，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不可能泾渭分明。作为中共的政治人物，受害者和迫害者的身分常常是重叠的。除了极个别的人，凤毛麟角，受害者经常先是长期扮演施害者的角色，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施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也曾为最后迫害他致死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甚至在他被迫害致死之际，他和家属子女仍然认同，或表示认同将他迫害致死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乃至那个元凶。

　　刘少奇是文革中最大的受害者，但他也是施害者。

　　看看近百年来被政治运动整得非常惨的那些人，哪一个没有当过迫害者？高岗、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周扬、陶铸、邓拓、丁玲、吴晗、老舍……这个名单长得没有尽头，几乎与近百年的受害者名单一样长。当我们看到他们临终时留下遗言说：“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之类，是感到悲哀，还是觉得太具有讽刺意味？
　　说回刘少奇。纵观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共建国之后的言行，两人是有分歧的，甚至重大分歧。但在文革问题上，刘少奇绝非单纯的受害者。宋永毅在这本书中，列举大量史实证明：刘少奇也是文革的罪人之一。我不愿意用刻薄的语言来形容一位殉难者，说他是“自作自受”，“恶有恶报”之类，更无意与毛粉为伍，说“错误人人有份”，用刘少奇和其他所有人的罪责，来开脱毛泽东的第一罪责、主要罪责。但是我们必须有一说一。

　　毛泽东与刘少奇。

　　对宋永毅列举的史实，我这里再归纳一下。
　　第一，刘少奇是最早吹捧毛泽东的人，从延安时期就开始吹捧，直到把毛泽东吹捧成神；
　　第二，刘少奇是最早提出文化革命的人之一。他1956年在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刘少奇讲话后一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化革命开始了》的社论。当然，刘少奇当时倡导的“文化革命”，不是以夺权形式出现的党内大清洗。但关于文革的提法和定义，比毛泽东更早，宋永毅认为，非常接近于毛后来形成的文革思想，对毛泽东肯定有影响。

　　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交谈。刘少奇做报告提出要搞“文化革命”。

　　第三，刘少奇是最早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人之一，他整的方式，与文革中采用的方式，已经相当接近；他亲自领导“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又叫“社教”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文革的前一个政治运动，就是文革的预演。记得六十年代中期，我作为一个中学生深为不解，文革拉开序幕时，中国大地上还正进行“四清运动”，一个运动还没结束，怎么又开始一个新运动？中央这是什么章法？
　　可以说，在帮助毛泽东形成文革思想上，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大有推波助澜的贡献。

　　“四清”运动（社教运动）被称为“文革的预演”。

　　“四清”运动起源于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对这个政治运动定调：“现在就要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他可能是第一个中共领导人把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吓人高度的。
　　随着四清运动全面展开，刘少奇越来越左。他是提出用“造反”来对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第一人。在1964年6月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的回答：“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还一再强调要追上面的“根子”，说“朝中有人”、“危险在上面”。刘少奇对当时全国形势的估计，比毛泽东还要黑暗得多。毛泽东最初估计有20％生产队的权力不在共产党手里，后来受到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汇报的影响，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刘少奇进一步认为：“三分之一打不住……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数。”

　　毛泽东问“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刘少奇率先回答“造反”。

　　刘少奇领导“四清”期间，中共通过中央文件树立了三个“四清”样板，刘少奇是这三个文件的起草者和最后签署者，其中有刘少奇夫妇俩独创的“桃园经验”——这个经验中许多东西成了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利器。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文革的先锋和打手有了先例。在此之前，任何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没这么干过。1963年11月，刘少奇派遣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到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四清”工作组副组长，在刘少奇直接指示下创立了“桃园经验”。然后，又在刘少奇安排授意下，王光美到各地做报告，传播“桃园经验”。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写了批语，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作为“四清”样板批发给全国，毛泽东批示同意。

　　刘少奇开启“夫人参政”先例，安排王光美扮演“四清”重要角色。

　　其次，这个“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为毛的文革提供了思路。在刘少奇批示的文件中，一再强调运动的目的是：“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了回来”。王光美的“桃园经验”甚至创造了在贫下中农里秘密扎根串连的办法。
　　第三，刘少奇所谓“四清”经验中，体罚逼供司空见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打砸抢提供了样板。据非官方不完全统计，刘少奇挂帅的“四清”，共逼死干部群众7万7千多人；机关、企业、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集团共5760个；27万6千多人被定性为敌我矛盾。这些所谓“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认定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

　　“四清”以“夺权”为宗旨，大搞体罚逼供，为文革提供样板。

　　刚才说的三条都是文革前的，下面就说到文革了：第四，刘少奇在文革中直到他失去自由前都是中共第二把手，文革之初重要文件，规定了文革的指导思想、斗争对象等等，他都举了手、签了字。而且文革最初阶段，是他和邓小平直接领导，造成怵目惊心的恶果。
　　文革第一步是毛泽东揪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夺下首都北京、军队、中宣部和中央办公厅的大权。彭、罗、陆、杨这四人都是刘少奇在中央的重要同盟者，彭真和北京市委的班底，还是刘少奇的北方局老部下。但刘少奇对打倒他们没有任何思想障碍，反而落井下石。1966年5月18日，他对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说，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问题已经解决了；6月27日，他在中共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通报：彭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毛泽东策划一步步搞倒北京市主要领导，刘少奇也是帮凶之一。

　　1966年6月初到7月底，毛泽东躲到南方，让刘少奇在五十多天里领导文革。他不但拥护毛的“走资派”理论，在实践中更是大整了一批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以中央的名义颁发和批转了近十个文件，仅在这些文件中，刘就批准了各地党委批判斗争数百名中央和地方的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干部。
　　宋永毅列举了一大批人，在他的书中占了好几页。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还有各省市负责文教宣传的省市委书记；大学校长也有一大批：高教部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南开大学校长娄平、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黑帮”……刘少奇还下令批判和撤换了一些省市主要领导：天津的万晓塘，河北的林铁，等等；内蒙的乌兰夫更被打成“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帽子扣了一堆。
　　在抓“党内走资派”问题上，如果说有分歧，那就是毛的最终目标是搞倒刘少奇，而刘少奇的最终目标则是保住自己，不惜搞倒其他所有人。
　　工作组问题必须重点说一说，这是后来毛泽东整刘少奇时，说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罪状之一。文革后有人又说，是刘少奇邓小平抵制文革、试图刹车的办法。其实，上级党委派工作组去领导下级单位的运动，是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的惯例，目的是为了推动运动，哪是抵制运动？毛泽东在文革发动后相当长时间内对派工作组也是肯定的。

　　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在文革初期刘少奇主导的阶段被打倒。

　　这次刘少奇又派妻子王光美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他自己亲自对工作组发了很多指示。这个工作组不仅主导了撤销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职务，在校级各部门、各系打了一大批黑帮，还打了一大批师生中的反革命，后来鼎鼎大名的学生造反派领袖蒯大富，就是其中之一。
　　刘少奇1966年6月20日对北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成员讲话，更让我大开眼界：他亲自出谋划策，手把手地教如何拿下该校校长兼支部书记刘超：“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他是堂堂中国的二把手啊，指挥斗倒一个中学的校长，真是天下奇闻！

　　派工作组“破坏文化大革命”成为刘少奇被批斗的一大罪状。

　　1966年7月14日，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北京市制定了《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其中组织中学教师集训这一步骤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成为文革中大规模迫害中小学教师，动员殴打老师的起源。宋永毅举广西为例：在集训中，批斗手段残忍、刑罚名目繁多：如挂牌戴高帽游斗，丢塘浸水，烈日下曝晒，烫屁股，跪石子，针刺，拳打脚踢，假活埋等。全地区11979名中小学教师在集训中，有1495人被扣上地主、富农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以及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进行批斗。其中有266人被逼死打死；108人被斗致伤致残，有5668人被下放回原籍监督劳动。
　　刘少奇在批转一系列中央文件时，多次杀气腾腾地指示要再打“几十万右派”。例如，他在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上批示：“大学生中，也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统计，工作组把10,211个学生打成“右派”，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刘少奇在迫害群众这一点上，毫不比毛泽东逊色。

　　从文革初期起，教师就受到侮辱、批斗。

　　平心而论，派工作组是毛认可的，刘少奇指令工作组抓“右派”也不过就是毛在1957年反右时“引蛇出洞”故伎重演。所以，当毛泽东在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尖锐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在北京专政”“镇压群众”时，刘想不通，认为毛出尔反尔，当面争执起来。其实，无论他同意不同意毛的主张，派与不派工作组，也无论他怎样抛出一大批替罪羊，他都会动辄得咎，毛泽东都会找到借口把他打倒：派工作组，毛可以指责他“镇压群众”；不派工作组，毛也可以指责他“放弃党的领导”“消极抵制运动”。刘少奇和他的工作组在各个学校大玩毛泽东“引蛇出洞”游戏时，毛泽东对他们玩了一个更大的“引蛇出洞”游戏，结果是刘少奇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成了最大输家。

　　毛泽东对刘少奇“引蛇出洞”，后发制人。

　　毛泽东回到北京，发现刘少奇已经落入了陷阱，立刻后发制人。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声色俱厉地点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因为刘的顶撞，毛在第二天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把林彪定为接班人，把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由此，刘少奇被赶出中央一线领导，不久开始了被软禁、被批斗、被关押并最终被折磨致死的黑暗岁月。

　　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

　　人们不仅会问：难道刘少奇对毛泽东要整自己真的一无所知？那也未免太小看刘少奇的智力水平了。宋永毅教授的分析是：刘为什么不断搞掉自己的亲信，甚至说出彭真“也反对我”这样匪夷所思的话来？他把这些人塞进毛泽东的文革绞肉机，不外是为了向毛表示他的忠心耿耿，用卖力支持文革，让毛泽东认识到自己还有剩余利用价值，能开恩放他一马。
　　宋永毅还说：刘少奇为什么不联合其他中央领导反抗？除了缺乏政治胆略之外，对毛泽东、对中共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是他们束手就擒的最主要原因，他们根本没有可以对抗毛的思想武器。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刘少奇是始作俑者，靠忠于毛泽东才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那么对毛的任何反抗都会在自己的思想上形成“信徒反抗上帝”式的悖论，毛泽东才敢于对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刘少奇陷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怒潮。

　　宋教授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文革中并没有“路线分歧”，刘少奇并不是文革的真正反对者，尽管被群众当成了“革命对象”——对这一点我倒有些不同意见。正如宋教授在书中所说：刘少奇心目中的文革，只是和文化有关的各个领域内的政治清洗，并不是毛所煽动的全国全社会范围内的革命。这不就是与毛泽东的“路线分歧”吗！并不仅仅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啊。更何况，刘少奇期望的是加强党天下，毛泽东期望的是将党天下变成家天下、毛天下，这也不能不说是毛刘之间带有根本性质的分歧。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蓝图，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文革绝不仅是毛泽东一个人及其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的帐。文革确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文革的头号受难者刘少奇的贡献为最大。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悲剧，在于猜疑成性的毛泽东认定刘少奇是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严重地威胁自己的权位。这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的悲剧；是一个持续不断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