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红婵和谷爱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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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蝉联奥运会跳水冠军的全红婵,肯定想不到自己会因为给妈妈买东西引发全网争议,居然还上了热搜。

8月22日,刚在奥运会广东省总结表彰大会上被记大功的全红婵,现身广州番禺万达的苹果授权专营店,买了一台iPhone 15 Pro Max。据店员说,全红婵进来就问什么是最好的,要“拿个内存大的”,说是要送给妈妈。

一堆人都对此不满,质问她“为什么不买华为”,“国产的质量也不差”,认为“公众人物就应该支持国货”,更进一步,“不爱国”、“给美国人送子弹”这样的话也汹涌而来。有的人甚至断言:“一点都不懂事,也许还小,不懂政治,将来也不会大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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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对此事的快评虽然呼吁《别道德绑架全红婵》,然而底下的最高赞仍然抵触全红婵不买国货:

我们喜欢全红婵,但是对于他买苹果手机这个这个我是很有抵触的,美国封杀华为,我们为什么要买苹果?虽然是他自己挣的钱,但是人不是要有爱国之心吗?

当然,也有人支持她,认为她这样做无可厚非。不过,如果说反对的人是咬定这“不爱国”,那么支持的人的论据则五花八门:有的人赞赏她“孝顺”,言下之意,只要想到给妈妈买手机,哪个品牌都不重要;有的人说那是她自己挣的钱,想买什么是她的自由;有的人纯粹厌恶道德绑架,还有的人甚至揶揄:那有本事你们送她一台华为手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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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策略是指出“别人也一样”:“各级政府都在用(丰田)考斯特做接待用车,你们怎么不去喷?”这搁置了全红婵行为的对错评判,而是讥讽指责的人只是在“拣软柿子捏”。

耐人寻味的是,反对者在给全红婵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但有一种支持的声音认为,这是亲痛仇快之举:

她也是个青春期女孩,有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各种喜好。她是承受多少辛苦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不要为了搏流量过度消费她好么?别让不良舆论毁了一个为国争光的运动员!求放过!!!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运动员能“为国争光”,别的细节都不重要,而应该受到加倍爱护。据此,那些指控她的种种说法,并不是出于爱国,而只是动机不良的“搏流量过度消费她”。

不论如何,这样一件事竟然能产生如此之大的争议,本身就证明时代发生了巨变:公众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在“爱国/不爱国”的民族主义善恶二元框架内经受严厉审视,而一旦被判定“不爱国”,就可能被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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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谷爱凌忍不住回怼黑子,究其本质也在这里。那些人为什么指责她?因为他们期待的不仅仅是她为中国夺得冬奥运金牌,还期待她是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人”。

根据这种身份政治的逻辑,试图出入于两种文化、保有两种身份是可疑的变节者,既然代表中国参赛、在中国名利双收,那就必须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爱国(当然是“爱中国”)立场。

谷爱凌在成名之后,这一争议就没断过,类似的段子在网上很多,都是讥讽她在身份认同上的模糊性。在知乎上有人提问“如何反驳尺八是日本的”,一个高赞评论称,这是“反向谷爱凌定律:一种文化,在日本它是中国的,在中国它是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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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爱凌现在也怼了回去:“5年来代表中国参加41次世界大赛,为中国获得39枚奖牌,为国家队介绍3个主教练,为国家队捐赠自由式滑雪板,为中国和女性在世界发声,黑子为国家做了什么?”

然而从本质上说,这一回应虽然巧妙,却是错位的:她做出的贡献,是黑子们也不能否认的,但他们质疑的不是“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而是“你是谁”,那是身份政治而不是贡献高低。

谷爱凌的说辞,所利用的其实是中国社会盛行的资格论:你什么也没做,就没资格批评我。这回避了对方批评的对错问题,转而质疑对方没有批评的资格。

在这些争议背后的关注点,和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像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强调的是跨边界流动、渗透所造成的身份叠合、模糊与纠缠,赞颂文化杂交,然而在我们这里,强调的仍是身份边界的清晰,这不仅表现为对政治“忠诚”和种族、文化“纯洁”的偏好,有时还表现为对“境外势力”和移民的恐惧、厌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在现实中常常表现为“爱国/不爱国”的争论,但反对者其实也无法正面去赞颂身份的流动、模糊,更多是在强调“爱护为国争光者”,又或“买苹果与爱国无关”,也就是说,争论的双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共享着相同的价值基底。从这一意义上说,那些质疑者并没有真正被驳倒,因为“爱国”始终是无人敢撄其锋的大义名分。

为什么他们那样理直气壮地质疑?这不仅是对身份纯洁的偏好,还因为这样一种观念:名人作为公众人物,就必须表现得符合公众期待。也就是说,“作为个人的全红婵”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全红婵”就没有这样的自由。

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公众人物必须在身份的纯洁性上、一举一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道德都表现得无可挑剔,否则他们就无法成为投射自身想象的完美化身。换言之,根据这样的逻辑,一个人越是完美地符合公众期待,就越可能丧失自我。

全红婵曾说,成名后,社会的关注和争议让自己身心备受煎熬,我想,这首先就应该源于这种撕扯感:一个才17岁的孩子,难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做才能符合公众极高的道德期待,那可想有多不容易。

这样的争议,不会就此平息,因为这不是“宽容”的问题,而有赖于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只有当一个社会更注重个人自我、赞颂身份的流动性和模糊性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这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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