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周恩来：政治完人背后的面孔（上集）

周恩来无疑是中共历史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曾经一度被官方宣传塑造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完美领导人。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课本里，最终把周恩来送上了超越毛泽东的神坛。但是真实历史中的周恩来究竟是什么面目？今天我就来说说周恩来的几个故事，从中也许大家能够得到某些答案。周恩来无疑是中共历史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曾经一度被官方宣传塑造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完美领导人。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课本里，最终把周恩来送上了超越毛泽东的神坛。但是真实历史中的周恩来究竟是什么面目？今天我就来说说周恩来的几个故事，从中也许大家能够得到某些答案。

作者｜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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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初登场

周恩来无疑是中共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曾经一度被官方宣传塑造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完美领导人。“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课本里，最终把周恩来送上了超越毛泽东的神坛。但是真实历史中的周恩来究竟是什么面目？今天我就来说说周恩来的几个小故事，从中也许大家能够得到某些答案。

周恩来登上中国近代时的开场可以说是非常惊艳。一出场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的威名我就不用多说了，这个学校培养了大量国共两党的风云人物，可以说一个学校浓缩了半部中国现代史。

在周恩来之前，黄埔军校当过政治部主任的有两个重量级的名人：戴季陶和邵元冲。这两个人都是同盟会的会员、辛亥革命的元勋，功勋卓著，大名鼎鼎，所以先后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不奇怪。但接替他们的周恩来却是一个年仅 26 岁，在法国、德国游学无果，完全可以说籍籍无名的海归青年。

大家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个如此年轻的人在欧洲也没有正经的上过什么学，没拿过什么文凭和职称，在人才济济的黄埔，凭什么突然就当上了仅次于校长的二把手？是因为他长得帅吗？还是因为他有超能力呢？

真实的情况是都不是。这里就不能不提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张申府。这个人原来是北大的讲师，是中共的三大创党元老之一，另外两个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俄国人最早来中国输出革命、物色人选的时候，最早就找到了张申府。只不过这个张申府在 1925 年的时候因为政见不和，主动退党了，所以中共很忌讳这个事，在历史上很少提他。

张申府曾经在法国的里昂大学教书，在此期间认识了周恩来，他还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曾经去过苏联，在苏联的时候又结识了正好在那里考察的蒋介石。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两个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黄埔军校成立之后，经过蒋介石的引荐，张申府就做了政治部副主任。

蒋介石之所以提名张申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是共产国际的背景。因为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下，当初黄埔军校成立的资金和武器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苏俄的支持。作为对金主爸爸的感谢，安排一个有共产国际背景的代表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这个张申府他是个文人，天性自由散漫，也没有任何的军事背景，很快就和蒋介石有了矛盾，干了几天就撂担子走人了。但是他在走之前，推荐了自己的接班人，那就是周恩来。作为甲方推荐的人，乙方当然也没有理由拒绝。随后周恩来就被召回国内，于 1924 年的 11 月当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张申府之所以会推荐周恩来，除了他和周恩来本来就有交情之外，更重要的是周恩来也是共产国际重点培养的人。周恩来在法国和德国期间接受了共产国际情报局主席季米特洛夫的培训，为他回国后创建中共的情报系统打下了基础。周恩来的共产国际背景，不仅是他一回国就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关键，也是他在中共的早期，能够超越毛泽东这些本土派成为中共高层的关键。

所以说白了，26 岁的周恩来能够当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培养的代表，标准的境外势力。

周恩来的欧洲经历

周恩来旅欧期间的这段经历，其实对于他非常重要。因为除了获得其他人无可比拟的钦差身份之外，周恩来还利用中共的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党内派系。这个派系对他一生的政治生涯非常重要。我们只要看一下名单就知道了：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恽代英、陈延年、向警予、蔡畅。这些人对周恩来此后长期在党内占据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非常关键。

中共早期情报工作

周恩来在中共的早期情报工作中立下了很多的大功，但是也留下了很多让人诟病的残忍杀戮。最出名的莫过于当年震惊上海滩的“顾顺章灭门案”。

顾顺章是上海宝山人，早年混迹“青帮”，后来因为组织工人运动被中共看上，1926 年就专门送他和陈庚去苏联，接受了系统的情报培训，回国后就成了周恩来的左膀右臂，是中共“特科”的实际负责人。顾顺章为了搞情报方便掩人耳目，平时有一个公开的假身份，就是魔术师化广奇，而且他这个假身份还挺有名的，经常会在全国各地演出。

1931 年的 3 月，顾顺章在武汉的汉口表演魔术，但是不巧观众中正好有一个中共的叛徒叫尤崇新，他认出了顾顺章。随后呢顾顺章就被捕入狱。这个顾顺章也没有什么骨气，被捕之后很快就变节投降。但是他想待价而沽，用自己掌握的中共情报换一个好待遇，所以他就要求面见蒋介石之后才会开口。

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之前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间谍钱壮飞得知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立马就通知了周恩来，这才让周恩来躲过了一劫。周恩来虽然成功逃脱，但是顾顺章作为中共核心的情报人员，他对中共所有的高层以及地下组织的信息了如指掌。他的叛变也导致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被彻底摧毁，大批中共潜伏的人员被捕。

为了报复顾顺章，周恩来随后就亲手策划了对顾顺章家人的报复。顾顺章的家人在他被捕后躲在当时的上海法租界爱棠村 33、37 号，也就是今天徐汇区的余庆路 110 号和 102 号。1931 年的 5 月，周恩来亲自带领康生、洪杨生、陈养山、王世德等等十几个中共的“特科”杀手持枪闯入顾顺章的家中，把顾顺章的老婆、岳父、岳母、小舅子、保姆，甚至是碰巧来访的客人，总共 11 个人全部杀死。

周恩来担心用枪会惊动邻居，用刀呢又会产生血迹不好处理，所以这 11 个人全部是被活活勒死的。这其中有些人是非常冤枉的，比如顾顺章的小姨子张家宝，她是个农村妇女，刚好从乡下来上海探亲，平时跟顾顺章没有什么联系，什么事都不知道，就这么遭殃了。

还有一个更冤枉的更悲剧的叫做斯励，他当天碰巧来顾家打麻将。而且这个斯励还曾经是周恩来的救命恩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斯励是黄埔军校三期的毕业生，和周恩来有师生之谊。他的哥哥叫斯烈，是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1927 年 4 月国共分裂的时候，斯烈就曾经抓住了周恩来准备处决，但是斯励极力的劝说自己的哥哥，最终救下了周恩来。所以他对周恩来有救命之恩。

而且这个斯励曾经参加过中共，后来在 1929 年因为党内的斗争原因被开除了。但是他和党内的很多人，包括顾顺章都保持着联系。所以案发的当天，他就是碰巧来顾家打麻将串门，结果天降横祸。而且因为他认识周恩来，周恩来不仅没有念及救命之恩，反而把他也给杀了。

当时顾家还有两个儿童在，就是顾顺章 8 岁的女儿顾利群，以及他 12 岁的小舅子张长庚。中共特科的杀手看到这两个儿童，实在是下不去手，而且觉得两个小孩可能什么都不懂，也不会有什么威胁，就把这两个小孩放了。

顾家的那 11 具尸体，就埋在他们自己的院子里面。周恩来叫人挖了一个 8 米深的大坑埋葬尸体，之后又在上面盖上了水泥。

除了顾顺章的全家，周恩来还对当时可能会叛变的一些地下党也进行了暗杀。前前后后总共杀了 39 个人，这些人很多根本就没有叛变，仅仅是因为周恩来的怀疑，结果就遭来了杀身之祸。

本来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但是无巧不成书。案发后 4 个月，侥幸逃生的顾顺章的那个 12 岁的小舅子张长庚，他的记性特别好。有一天碰巧在租界里面，遇见了其中的一个中共杀手王世德。这个张长庚非常勇敢，他当场就抱住王世德大喊大叫，最后就引来了租界的巡警，导致王世德被捕，随后被租界的警方移交给国民党，最终让爱棠村灭门案浮出了水面。

由于这个案子太血腥了，当时租界的警察本来不相信，直到挖出了 39 具尸体才真相大白。这个案子被当时的报纸报道之后，在上海滩引起很大的轰动，也改变了很多上海市民对于中共的看法，最终导致中共无法在上海再立足，也就转移去了江西的瑞金。

中国的黑道自古以来都有种说法，“祸不及家人”。也就是说大家怎么杀来杀去都好，不要祸害无关的家里人。但是周恩来策划的爱棠村灭门案，可以说是突破了这个江湖的底线，特别是他连自己的救命恩人也杀，这种事一般人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出来的。

江西万人坑事件

其实周恩来在清洗方面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案例，就是“江西万人坑事件”。1934 年 6 月中旬，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后就决定突围。为了保证突围的时候没有逃跑以及投降之类的事件，周恩来下令政治保卫局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对不信任的那些红军官兵以及老弱病残进行坚决的肃清。

中共的政治保卫局是 1931 年春仿效苏联的秘密警察机构“契卡”建立的，这个“契卡”也就是克格勃的前身。政治保卫局有点像明朝的东厂西厂，它有权随时拘捕、审讯、处决每一个认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党的高级干部需要报中央批准之外，中下级的干部以及普通的平民的处决根本不需要任何机关的批准，想杀谁就杀谁。

为了处置这一大批“动摇的干部”和“反对的阶级”，周恩来在瑞金北面和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处先后处决了数千名自己的同志，这也就是“江西万人坑”的由来。这个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一个多月之后才宣告结束。

当时中共有一个高级将领叫做龚楚，他是红七军的军长，还当过中央红军参谋长，是绝对的红军高层。他因为反对残酷的内部清洗，曾经被周恩来专门开会批判，还被开除过党籍。后来他在中共长征之后不告而别，投奔了国民党，成了所谓的“红军第一叛将”。

龚楚写了一本书《龚楚回忆录》，里面就记述了红军撤退的时候，政治保卫局的人员押后，对那些落伍的官兵以及那些无法抬运的伤员毫不留情的击毙，以免他们被俘泄密。龚楚还亲眼目睹了红 12 军参谋长林野夫妇仅仅因为被怀疑可能会叛变，在根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遭到了自己人用大刀直接砍杀。还有红军的高级将领李明瑞，他曾经是北伐名将，也担任过广西国军的最高长官，也是因为被怀疑是特务，结果被自己的警卫击毙。

这些令人胆寒的残酷清洗，令龚楚对中共彻底失去了信心，最后叛逃。龚楚在他的书里面有这么一段话：“红军中的指战员们，谁不知道中央苏区撤退以前的大屠杀？那种残民以逞的暴虐行为，那种灭绝人性的对付同志的手段，岂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的？在政治保卫局严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动和言论早已丧失了自由，连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样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吗？”

大饥荒中的周恩来

中共官方历史对于周恩来的描述中，很重要的一个招牌就是说他“爱民如子”。比如我们小学时候学的课文《总理的衬衣》，就是说他送了一件白衬衣给一个被他车辆刮倒的群众。其实大家想一想，一个对付自己的同事都这么心狠手辣的人，他怎么可能对毫无关系的群众好呢？

这方面体现的最明显的就是大饥荒中的表现。周恩来在“大跃进”初期，曾经主张制止冒进，但是受到了老毛的严肃批评。周恩来为了自保，马上调转船头开始支持“大跃进”，再也不提真实的情况了。刘少奇还敢骂老毛一句，“人相食，史书上是要写你我的！”周恩来呢直接就啥也不说。

1959 年大饥荒开始之后，周恩来主持草拟了一份《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措施》的通知，他就决定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这个政策说白了就是牺牲农村、保住城市。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一部分粮食被封存起来，以保证城市的供应，另一部分粮食被用来出口换汇。

因为中共当时几乎和主要的大国关系都很恶劣，闭关锁国，所以迫切需要外汇进口必需的工业用品以及黄金储备。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 1983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1959 年全国的粮食产量比 1958 年减少了 1600 万吨，出口反而增加了 223 万吨。1960 年粮食继续减产了 530 万吨，但是粮食的出口却增加到 265 万吨。

整个大饥荒的三年，中国的粮食出口总数是 680 万吨。按照中国当时大部分农民每人每年 300 斤左右的口粮标准，680 万吨粮食足够 4000 万人吃上整整一年。也就是说这些粮食如果不出口的话，那么是完全可以救活那饿死的几千万人。

更奇葩的是，当时国务院有人提议动用中国的黄金储备，卖掉一部分来换外汇买粮食。但是周恩来并不是特别懂经济，他觉得必须用硬通货作为国家的后盾，而国际市场上的黄金正是低价，所以他反而用为数不多的外汇坚持每年买几十万两的黄金，在大饥荒的三年也照买不误，一直买到 1970 年。要知道按照当时的价格，买 10 万两黄金的钱，就可以买 1 亿斤大米。宁可花钱买黄金，也不愿花钱买救命的粮食。

不仅如此，这个时候周恩来为了满足老毛当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梦想，在国内饿殍遍地、尸痕遍野的情况下，他还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比如 1961 年，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中共为了拉拢阿尔巴尼亚，除了向阿方提供了几十万吨的粮食援助之外，还提供了 2.5 亿元的援款，并且承担了阿尔巴尼亚 19 个成套项目的无偿建设。

甚至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中共本来已经顶不住了，从加拿大买了一批紧急的救命粮。这艘运粮船还在海上的时候，正好阿尔巴尼亚来中国求援，结果周恩来大笔一挥，那艘运救命粮的运粮船，结果就在海上掉头去了阿尔巴尼亚。

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在 2016 年出版了一本书《面具后面的周恩来》，里面有一项统计。大饥荒期间，在周恩来的组织下，中共向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廉价出口粮食共计 474 万吨，还向匈牙利赠送了 3,000 万卢布的货物、350 万英镑的现款，向东德赠送了数十亿卢布的食品，还有无偿援助越南总共 200 亿元的物资。阿尔巴里亚总共是 100 亿元，还加上对罗马尼亚、柬埔寨、古巴、坦桑尼亚、巴勒斯坦这些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援助，中共的外援总额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6.92%。

1964 年的国务院报告中，周恩来很骄傲地说：“我们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他的这种自豪，那可是建立在几千万国人亡魂的基础上。中国老百姓的命在他们的眼中真的是猪狗不如。

那么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呢？1961 年底，当时的粮食部长陈国栋和统计部长贾启允曾经向周恩来提供了一份报告，汇总了全国饿死的人口数据。结果呢，被周恩来命令销毁。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 1997 年《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他在里面就承认那三年的死亡数据是绝密，绝对不能公开。专门调查这个事的史学家杨继绳先生后来根据自己的调查，汇总了全国各地的地方志里面的人口统计数据，得出了三年大饥荒全国死亡的人口大概在 3,750 万左右。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单单一个四川省死亡的人口就超过了 1,000 万。所以全国死亡的人口绝对不会低，但真实的死亡数据到底是多少，也许在周恩来下令销毁的档案里面再也找不到了。

文革时期的周恩来

但是这笔血的记忆永远不会消除。现在的中共党史都把刘少奇的死归罪于文革，归罪于毛泽东。但是周恩来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林彪手下的得力干将、曾经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岁月艰难》中是这么说的：“文革开始后中央成立了 14 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样的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等，都是周恩来亲自拍板，再报毛泽东批准。这其中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就是周恩来。”

曾经担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先生接受过作家单少杰的采访。在采访中李锐先生说他在 1983 年曾经奉命销毁过一大批绝密的档案资料，这其中就有原来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资料。这些绝密资料中有两份原稿，是给刘少奇写的定罪结论，一份是江青草拟的，一份是周恩来草拟的。周恩来草拟的那份结论总共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来的。和江青的比较，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远远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周恩来的批示里面有一句话：“刘贼该杀。”这批绝密档案后来在邓颖超的强烈要求下，为了维护周恩来的形象，被销毁了。

1968 年的 9 月 25 号，周恩来还亲笔起草了刘少奇的罪行材料送给毛泽东审阅。在中共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亲自宣读了这份报告。他是这么说的：“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其实说起来，周恩来和刘少奇长期以来在党内共事，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和过节。两个人甚至在 1949 年后还一度联手搞垮了老毛培养的“东北王”高岗，最终逼得高岗自杀。但是当周恩来知道老毛要搞垮刘少奇之后，毫不留情地倒向了老毛，对刘少奇下了死手。刘少奇之死固然罪魁祸首是老毛，但是没有周恩来恐怕也不至于那么惨。周恩来这种紧跟老毛、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一贯立场，在贺龙的身上也表现得特别明显。

贺龙作为中央军委曾经排名第二的副主席，因为对文革有点不满，发了几句牢骚就得罪了老毛，结果被决定拿下。贺龙专案组的组长也是周恩来。1967 年的 1 月，贺龙在被批斗之后，还一度希望周恩来能够救自己。因为贺龙和周恩来渊源很深，当年南昌起义两个人就是搭档，而且周恩来还是贺龙的入党介绍人。所以贺龙被批斗后，和老婆薛明专门跑到中南海去找周恩来。结果周恩来说：“我已经替你在北京西山上看好了一个地方，你们夫妻俩先去避一避。”贺龙信以为真，结果一去了西山就被软禁，还被缴了随身携带的手枪。

在软禁期间，贺龙缺衣少食，最后逼得要接雨水来解渴。而且他有糖尿病，定期是要治疗的，被软禁期间几乎是等死。很快，1969 年的 8 月，贺龙就在西山病死了。他到死都还在天真的等着周恩来去救他。他没想到自己的这一切正是周恩来的安排。他更没有想到，他被指控“投敌叛变未遂”的罪名就是周恩来亲自拍板的。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的组长高文谦先生在 2003 年写了一本书《晚年周恩来》。里面关于贺龙被查的案子，他是这么说的：“中央在 9 月 13 号正式批准了对贺龙的立案审查，而向中央报送的审查报告正式经过周恩来本人的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做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语。无论人们可以找多少理由为周恩来辩护、开脱，但周在贺龙后来被迫害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

更悲哀的是在 1971 年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也就是“913 事件”之后，老毛为了找出林彪的把柄，就把贺龙的死算到了林彪的头上，随后就给贺龙平反了。这个时候又是周恩来跳出来当好人。1975 年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当时已经患上了癌症，他还是坚持去参加了追悼会。对着贺龙的老婆薛明，说出了那句我们都很熟悉的台词：“薛明啊！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好他。”而且他还饱含热泪对着贺龙的遗像整整鞠躬 7 次。贺龙如果在天有灵，不知道棺材板还压不压得住。

(待续，请参阅下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