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拜旦男爵
今年五月，距奥林匹克巴黎开幕式仅两个月，法国一家颇有影响力的出版社Faubourg隆重推出一本书，名为《皮埃尔·德·顾拜旦 ——他没有发明奥林匹克运动会》。出版社的广告词是：“一本里程碑式的反传记”。所谓“反传记”，是因为世界上流传的顾拜旦传记实在太多了，基本都是正面肯定或者颂扬崇拜的，而此书则反其道而行之，以批评鞭挞为主。
此书大意是，顾拜旦作为雄心勃勃的国际奥委会和利润丰厚的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已成为传奇式人物，而他的一些“反动”言行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湮没了。 顾拜旦实际上是一位厌恶女性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甚至种族主义者。特别是在 1936 年柏林奥运会的组织过程中，他还是希特勒的追随者和同谋者。作为体育运动和奥运会光荣而响亮的倡导者，他却在机会主义的引导下让自己的灵魂迈向了深渊。作者认为在巴黎奥运会开幕之际，有必要重新打开档案，讲述他的真实故事。
其实，对顾拜旦的这些诟病，并非是此书的发明。长久以来，顾拜旦的这些言行已经被许多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在多种场合中提出和批评过，只是这本书第一次把它们集中起来加以“批判”，显得格外震撼。
我们再来看看本届巴黎奥运会的情况。本来在顾拜旦的家乡举办，又是顾拜旦亲自组织举办的1924年同一城市的奥运会一百周年，这位现象级的历史伟人此时应该得到热烈的宣传和颂扬。但是除了把他的一尊蜡像搬入著名的巴黎格雷万蜡像馆外，组委会几乎没做什么事来突出顾拜旦。
对此，顾拜旦的曾曾孙侄女戴安娜·德·纳瓦塞尔（Diane de Navacelle）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充满抱怨，她说：“人们常拿他的几句话来说事，而这些话在当时是很平常的话，没什么了不起的，何况他也经常改变他的想法。”
7月26日，巴黎奥运会开幕，多少人被恢宏的演出惊艳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节目，展示了法国文化历史的方方面面。但我注意到在长达4小时的演出中，没有看到一个节目来表现现代奥运本身在法国的起源和发展。顾拜旦的照片只是一闪而过，法国组委会主席和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讲话中各自也都只提了一次这位创始人的名字。人们似乎在刻意回避，但又不得不提到他。套用瑞士法语电视台一篇文章的标题，他是“让人尴尬的现代奥运会之父”。
可以这么说，顾拜旦正在失去他的光环，他在神坛上的座位已经摇摇欲坠。那么顾拜旦究竟说了哪些犯忌的话、做了哪些犯忌的事呢？我们在这里简单梳理一下。
首先是关于拒绝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言论。顾拜旦在 1922 年表示他不想在体育场看到的女性，他这样说：“在大型男性奥运会旁边再弄个小型女性运动会。这有什么意义呢？不实用、无趣、难看。我还不怕加上这么一句：不正确……”
1936 年，他的说法有所改变：“女性可以进行大量的运动，但不能出风头。在奥运会上，她们的作用首先应该是为获胜者加冕。”就是说，女性可以参加运动，也可以出现在运动场上，但其作用主要是点缀点缀。
这样的性别歧视在今天看来不仅荒谬而且可笑。 纳瓦塞尔则认为这要放到当时妇女地位的背景下来考察，她说：“在上世纪20、30年代，女性没有投票权，没有经济自主权，完全受制于她们的丈夫。她们只能穿裙子和紧身胸衣。医生也跟她们说运动会有妨碍她们生育孩子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要鼓励女性参与体育运动是一件很难的事。况且，奥运会从第一届起并没有完全排斥女性参与者，只是人数只占极少的比例。
其次是种族歧视问题。顾拜旦相信白人种族具有某种先天的优势：“种族具有不同的价值，对于具有优越本质的白人种族，所有其他种族的人都必须效忠。”这种怎么看都是反动透顶的言论确实是难以原谅。但也有评论家出来替顾拜旦辩解，说他的话主要是从优生学的角度出发的，在顾拜旦看来，白人在体质上要优于其他种族。同时，顾拜旦并不反对有色人种参与奥运会，相反，他在回忆录里记叙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城举办的第三届奥运会时，对运动会上满是有色人种、像是一场化妆舞会的情况感到很兴奋：“当这些黑人、红人和黄人奔跑、跳跃、投掷，并将白人甩在身后时，他们自然会卸下自己身上的装饰品，”而变得与我们一样的人。事实上，顾拜旦一生喊得最响的口号就是“体育是面向所有人的！”而由他亲自设计的奥运五环旗，象征了世界五大洲的平等联合，并无白人优先的意思。
最后，也是最受争议的是他与第三帝国的关系。
顾拜旦支持由纳粹政权举办的柏林奥运会，他在法国电台对大家说：“从今天起，我要感谢德国政府和人民为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付出的努力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说：“你怎么能指望我反对第十一届奥运会的庆祝活动呢？既然这种对纳粹政权美化的情感冲击对（体育运动的）发展是有利的。”
虽然顾拜旦当时已经从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隐居在日内瓦，但他终身名誉主席的头衔使他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强大，以戈培尔为主席的柏林组委会千方百计想从顾拜旦那里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他们向诺贝尔委员会提名顾拜旦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希特勒则亲自发电报给顾拜旦，说要派一辆专列到日内瓦接顾拜旦到柏林参加奥运开幕式，但顾拜旦没有去（幸好！）。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幕式上，开场戏是用高音喇叭播送顾拜旦的一段录音。1937年，纳粹政府给由顾拜旦创立的一个体育基金会捐了一笔款。为此，同年3月17日，顾拜旦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感谢。信中称希特勒为“阁下”（Votre Excellence），语气热烈诚恳。
顾拜旦致希特勒的信
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本“反传记”里，作者艾默里克·曼图 (Aymeric Mantoux)指出：“毫无疑问，顾拜旦非常崇拜希特勒。这两个人之间有很多关系。”他又说：“我不认为他拥护消灭雅利安种族敌人的纳粹意识形态。但他的理念与第三帝国的理念有相似之处，都是希望通过体育来振兴一个民族。”说到顾拜旦最终没去柏林，他说：“我们绝对不知道为什么。柏林奥运会不正是他想做的事情的顶峰吗？”语气中带着不可思议、还有点遗憾的味道。
此书引述了顾拜旦写给希特勒的信，这在法语出版界是首次公开发表，因此反响比较强烈。法国文化电台（France Culture）为此专门采访了作者。后者对记者说：“国际奥委会和顾拜旦家族一直否认顾拜旦与希特勒来往和通讯的事实，而很多档案都被销毁或神秘失踪。1930年代的所有国际奥委会档案，当时的所有对话、信件、会议，就像今天国际奥委会在准备奥运会时一样，与柏林奥运会有关的一切都无法访问、消失或从未存在过。”
这个指控有点严重，因此立即惊动了国际奥委会。后者马上发了一封相当长的邮件（Email）给法国电台，进行了解释。我把它摘录如下：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国际奥委会并不否认皮埃尔·德·顾拜旦与阿道夫·希特勒之间有过交流，这与文章作者的说法恰恰相反。我们的档案中有一份希特勒给顾拜旦的电报（我估计就是那份要派专列来接顾拜旦去柏林的电报），有需要的研究人员可以申请获取。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有明确的邀请，顾拜旦并没有参加 1936 年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尽管顾拜旦不愿批评柏林奥运会的组织工作，尽管他为德国主办方进行过辩护，并在奥运会后表达了感激之情，但我们要指出的是，顾拜旦也总是把他与希特勒的雅利安哲学背道而驰的明确信息包含在他的言论里。
“下面是几个例子：
“他在第一份 ‘给柏林奥林匹亚火炬传递选手的致辞 ’中写道：‘今天，全世界无数的体育场都回荡着运动员的欢呼声，就像他们从古希腊的体育馆里站起来一样。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没有职业被排斥在外。’顾拜旦坚持认为，在不断发展的世界体育运动中，每个人都是受欢迎的，没有人可以被排斥在奥运会之外，他提出了一种包容的道德观，明确谴责了当时组织奥运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及其支持者的那种排斥思想。
“在他为开幕式录制的录音中，他重申了自己最著名的名言：‘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重要的不是赢得比赛，而是参与比赛；不是要征服对手，而是打好比赛。’这句话可以被视为针对围绕纳粹主义的争论，呼吁全世界都参与进来，不要出于政治立场而袖手旁观。同时这也是向纳粹团队发出的信息，暗示不惜一切代价取胜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歪曲。
“在闭幕式上，他明确传达了反对种族主义和仇恨的信息。在赞扬了德国东道主之后，顾拜旦以这样的总结结束了他的致辞：‘历史的选择和斗争仍将继续，但逐渐的理解将取代可怕的无知；相互理解将平息仇恨的冲动。这样，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为之努力的东西将得到加强。’
“在这里，顾拜旦直接反对 ‘可怕的无知 ’和 ‘冲动的仇恨 ’这两个纳粹哲学特有的原则。”
国际奥委会的邮件写得理直气壮，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也说明顾拜旦对国际奥委会来说仍是它的守护神，它不愿意看到他真的从神坛上跌落。但是它还是没有能对顾拜旦为什么在国际上广泛抵制的情况下仍然为柏林奥运会摇旗呐喊的问题作出说明。
很多评论家认为，顾拜旦与纳粹当局的互动讲到底是一种互相利用、各取所需，各方都想得到自己所缺少的东西。对希特勒来说是道义支持，对顾拜旦来说是物质支持。
希特勒为什么需要道义支持，这个不用多说，纳粹的疯狂让全世界对其怒目而视，失道者寡助，它自然得想办法来挽回。顾拜旦为什么需要物质支持，我们稍微做些解释。从1896年国际奥委会成立起，顾拜旦奔走于世界各国，鼓吹奥运精神，筹措运营经费，可说是惨淡经营，捉襟见肘。许多国家嘴上极力支持，到真要花钱的时候，不是推脱就是拖延。1915年国际奥委会搬到洛桑时，只有一个房间，一个专职秘书，一个义务工，与今天的国际奥委会的财大气粗不可同日而语。直到柏林奥运会，纳粹当局出于自己的利益，全力以赴，不惜重金，从设施到接待，筹建起当时世界最大规模的运动会，这对当时经济上临近破产的顾拜旦来说无疑是一针强烈的兴奋剂，一个梦想已久的天堂，因此有了他“叫我怎能不支持它”的著名反问。
不过，顾拜旦再怎么兴奋，他也有一份清醒，那就是不能与纳粹当局走得太近，他最终拒绝了赴柏林的邀请。所以当反传记作者说他“绝对不明白顾拜旦为何不去柏林”时，我觉得他有点明知故问：这不是明摆着要保持距离吗？可以说，顾拜旦的这一拒绝，自证了他的某些清白，挽救了他的某些名誉。
至于那封写给希特勒的感谢信，确实写得情真意切，让人汗颜。但是收了人家的捐款，写封回信表示感谢，不是人之常情吗？写得诚恳一些，作为一个教养深厚的贵族，也无可厚非吧？更不用说信中并无赞同希特勒理念之类的话，纯属礼貌性的回复，用纳瓦塞尔的话说，“没什么了不起的”。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曹操的一个故事。官渡之战结束，曹操大败袁绍，最后在袁绍官邸里搜出大量曹操手下的人写给袁绍的私信。对这些通敌的证据，曹操却一声令下，用一把火统统烧了，不予追究。如何评价曹操的这个动作？我觉得太酷了，这样的肚量，史上、世上能有几个？有人说，这是曹操出于稳定手下人心的目的而作的秀。也许曹操有这方面的考量，但如没有那个肚量，做得出这个动作吗？柏林奥运会档案找不到了，我认为未尝不是好事，我们就不能向曹操同志学习一次，随它去了？
1937年9月2日午后，一位孤独老人在日内瓦一家养老院餐厅用完简单的午餐，然后在湖边的格兰奇（La Grange）公园散步。他衣着讲究，腿上缠着灰色绑腿，蓝色领带上别着一颗大珍珠，一副贵族的派头。他走了一会，感到有些不适，想找个长椅坐下来，但为时已晚，一阵心绞痛让他跌倒在草丛边，迅速失去知觉。等到一位路人经过，发现他已停止呼吸。警察接到报告，来到死者身边，在他身上的皮夹里翻到他的身份证，姓名是：皮埃尔·德·顾拜旦。警察立即明白了他是谁。医生证实，他是死于心肌梗塞。这天，离开他写信给希特勒不到半年，享年74岁。
法国著名已故作家丹尼尔·贝尔蒙（Daniel Bermond） 以调侃的口吻总结顾拜旦之死：“可惜他死的太晚，未能避免纵容纳粹的失误；但幸好他死的过早，免遭了日后受鞭挞之苦。”
呜呼！这位男爵，毕其一生，为了奥运理念，奔走呼号，不图钱财，不图权位，死时身无分文，茕茕孑立。如今，奥运会已成为人类最大规模的集体狂欢，当我们在尽情享受这席盛宴时，就不能对它的创始人的某些难以辨析的历史过节更宽容一些吗？
那位反传记的作者在接受采访时还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认为当今社会不太接受对人物和历史单方向的解读，就像今天当人们用大量新发现来重新审视毕加索时那样，我们应该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更真实的了解，来纠正那些有点理想化的故事。 对顾拜旦也不例外。”
尽管我对作者的基本论点不怎么看好，但对这段话却相当赞成。君不见，这些年来，人们对那些历史人物或者现实人物的理想化叙事越来越不耐烦，而更愿意看到他们真实的一面。伟人、英雄、名人一个个从神坛上跌落，加入到了普通人群里面。这应该是民主理念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的神人、圣人？但是我们也应该警惕：对那些已经跌落或正在跌落神坛的人物，我们是不是要以更多的同理心去看待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而对他们确确实实的丰功伟绩要给与足够的肯定，并献上我们应有的赞颂？
洛桑的顾拜旦墓地
（照片来自网络）
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