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按部就班请出邓小平,邓小平迫不及待赶走华国锋

搞垮“四人帮”之后不急着让邓小平复职,并非华国锋的小算盘,而是当时中共高层避免动荡的共识。叶剑英说: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要有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非常了解邓,一直提防邓抓权,设计了中央领导层“三新四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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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垮“四人帮”之后不急着让邓小平复职,并非华国锋的小算盘,而是当时中共高层避免动荡的共识。叶剑英说: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要有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非常了解邓,一直提防邓抓权,设计了中央领导层“三新四老”格局


  华国锋按部就班请出邓小平,邓小平迫不及待赶走华国锋

  《伐林追问》第42期,2020年1月8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问》播出后,有的观众朋友不认可我所说“‘两个凡是’并非华国锋提出”,质问说:不是他提的,还能是谁?
  我在上期节目中已经说了:两报一刊社论是中央理论学习组写的,这个组由李鑫负责,李鑫是汪东兴最信任的亲信。汪东兴当时的职务虽然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由于他指挥8341部队也就是中央警卫团抓捕“四人帮”,又由于他长期担任大内总管,是毛泽东身边的人,实际权力远远高于一般政治局委员。
  当时在任的常委已经七零八落了——
  1973年中共开十大,选出了9个常委:
  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朱德、张春桥、董必武
  两年过去,1975年,元月份李德生辞职,4月死了董必武,12月死了康生;
  “常委去世潮”是跨年度的,康生死后23天,1976年元月8日,周恩来去世;7月朱德去世、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又抓了王洪文、张春桥。
  党代会上产生的九名常委,只剩了叶剑英一个人,当时还被毛泽东逼去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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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1973年十大产生的政治局常委,到1976年只剩下叶剑英一人。

  那两年也增补了两人进常委,一个是邓小平,只干了15个月,1975年1月增补,1976年4月悼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之后,毛泽东授意,政治局会议将他赶出常委;另一个就是华国锋,他就是在邓小平被罢官的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增补的,不仅当了常委,还担任第一副主席。
  1975年到1976年中共中央核心层就这样急剧动荡,死的死,垮的垮,到“金色的十月”,就剩了华国锋和叶剑英两人。华国锋到北京才五年,担任政治局常委才几个月,虽然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支持,但许多问题必须要倚重汪东兴。汪东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就是为什么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开十一大,汪东兴不仅当上政治局常委,更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论功行赏”嘛!
  曾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任职、一度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的徐庆全,也认为:“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提出来的,也不是针对邓小平复出的。徐庆全不仅仔细读了韩钢教授文章《“两个凡是”的由来及其终结》,认为考据严谨,资料扎实,更翻看了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有关简报,大体上梳理了“两个凡是”出笼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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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的徐庆全在一次会议上发言。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临近,北京许多市民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很多人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1月6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华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
  第二天,1月7日,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了任务。但过了几天,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国锋起草一个会议讲话稿,社论稿的起草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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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东兴。

  这是个什么会的讲话稿呢?李鑫后来介绍说:“1976年12月中央就商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参与起草的当事人证实了李鑫的说法:华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多做工作,准备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时说: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在李鑫主持下讨论修改,改出的第二稿,首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上这样两句话?我老高曾经在体制内的宣传部门工作多年,有过这种难堪的体验,受命要把两个互相矛盾的事情硬捏在一起:是毛泽东把邓打下去的,现在又要安排邓出来,但又不能说毛错,于是“打左灯转右弯”,口头上要把“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喊得更响,更加做出继承毛泽东遗志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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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宣传画。

  李鑫后来讲过这一苦衷:“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错了;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
  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的社会舆论。
  计划赶不上变化,讲话提纲改到第四稿时,中央又决定,这个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阴差阳错,华国锋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介绍逐步安排邓小平复出的打算,就没在1977年年初进行——如果交了底,多半就不会有后来党内外纷纷议论了。
  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搁下讲话稿,先搞社论稿。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毛旗”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
  理论组这些御用秀才们,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两个凡是”的提法就略加修改后移植到了社论稿里。这是社论的第五稿,第二天就改好了,李鑫报送汪东兴。汪立即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东兴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就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从这个产生经过看,“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确实并非出自华国锋。
  我希望这次把这个问题介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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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国锋(左)与邓小平。

  把华国锋整下去的另一个罪状是称他坚持继续“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最近这十来年,由于邓小平路线造成的恶果逐渐显现,人们对邓小平的爱戴颂扬已经极大地降温,甚至出现舆论撕裂,这个时候说华国锋阻挠邓小平复出,人们感觉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的权威达到顶点之际,华国锋这条罪状引起很大的义愤。好大胆,竟敢阻挠众望所归的邓小平复出!
  但史实作证,哪有这回事?
  据当年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就宣布了三条:一,请邓小平出来工作;二,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三,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叶剑英应该对此事起了重要作用——但叶剑英促进,并不能反证华国锋促退。
  邓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1976年12月14日,“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指示”“中央决定”,就不是叶剑英个人,华国锋肯定知道而且同意。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向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刚才我说过,本来中央打算在1977年年初开一个范围不大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交底”,后来此会不开了,改成开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在1977年3月14日举行了,华国锋对与会者说过:“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华国锋这句话表明,一开始华和中共高层就已经考虑邓的问题了。这句话应该说也是“交底”。
  没有安排邓小平马上复出,确实是华国锋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原因说起来很简单:维稳!怕乱!我们在尘埃落定多年之后回头看,说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之后毛泽东把邓小平第三次打倒多么多么不得人心,“四人帮”坏事做尽,用郭沫若的诗词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但是回到当年的时空来看,未必如此。毛泽东还有一句名言:说邓小平“翻案不得人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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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批邓小平“翻案不得人心”,被“四人帮”奉为尚方宝剑。

  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中共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一锤定音。毛泽东从来没有搞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意图。他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了毛的遗孀和倚重的几个人物,不能不说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海内外说华国锋搞“非毛化”“右派政变”、“宫廷政变”的流言铺天盖地。
  以前这个问题我没多想,但最近我读到一本近百万字关于武汉地区文革全过程的征求意见稿,才知道,当时基层民众,尤其是倾向造反派的民众,对粉碎“四人帮”想不通的情绪是相当强烈的,消极点的就是认命、认文革失败,但也有些激进言论。这些社会反应,当时一定会通过公安、宣传等部门的内参上送中央。“批邓”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泽东的决策。华国锋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引发华国锋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
  在上述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也曾作了说明:中央考虑到“四人帮”的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会利用这个问题作借口,所以解决邓的问题“要有一个过程”。华用了八个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说:“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经过一个过程再让邓出来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主张,而是中共高层的共识。1976年10月31日,中共老特务熊向晖面见叶剑英,对叶讲大家都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叶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今天看来,华国锋和中共高层或许过虑,但肯定谈不上“阻挠和拖延”。就是在这次中央工作会会议上,华宣布: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两个月后,1977年5月3日,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这等于向全党“打招呼”。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所有职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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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铭在《历史明镜》节目中指出,叶剑英推动中央核心领导层形成“四老三新”格局。

  前中共中央党校理论教研室副主任阮铭先生,曾经介绍过邓小平复出之后,叶剑英看到当时的政治局常委班子中是“四老一新”(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新人只有华国锋,虽然是一把手,但挡不住邓小平抓权——叶剑英对邓了解很深,忧心忡忡,所以才提议再加两个新人,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共要新老交替”这个没人能反对的名义下,这个方案经讨论后被采纳,中央常委变成“四老三新”的格局。而且安排了三新在前台:华国锋是党主席、军委主席,胡耀邦是总书记,赵紫阳是国务院总理;明确了四老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使命是辅佐三新。但是这也没有拦住邓小平抓过实权,叶没有保住华国锋,虽然他拦下了对胡耀邦的数次围攻,最后失望而逝,胡耀邦马上就被废黜——这是后话了,我们有机会时再来追问。
  华国锋没有拖延阻挠邓小平复出,情况及时告知了邓小平,邓小平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邓小平复出上任之后却没有拖延对华国锋的排挤,所用的理由之一,就是华继续“批邓”,阻止邓复出。现在已经有充分的文献证明,同意继续提“批邓”口号的不是华一个人,所有高层人士当时都赞成维持这个口号。这其实也是中共“打左灯向右转”的老把戏。韩钢查阅过当时的文字,抓捕“四人帮”后华国锋公开讲话中只有一次提过“批邓”,是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就这么一句。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官方两报一刊的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字眼。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从1976年10月到12月,仅三个月而已,更没有真批,我当时在武汉市冶金局当一个政宣干事,回忆起来,那段日子批的主要是“四人帮”如何“篡党夺权”。邓小平等人用继续“批邓”来指责华国锋,就是莫须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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