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达一生的答案

林徽因花容月貌,天姿国色,追求者众多,但她嫁给了梁思成。 梁思成曾经问林徽因:“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低着头,良久才告诉梁思成:“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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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花容月貌,天姿国色,追求者众多,但她嫁给了梁思成。

梁思成曾经问林徽因:“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低着头,良久才告诉梁思成:“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

婚后的林徽因,为丈夫,为事业,为国家,从1930年到1945年,15年间,走遍了国内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他们住农舍,爬木梯,画测绘图,整日忙忙碌碌。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中说,野外测绘,条件艰苦,人彷佛辗转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精神高度满足,食宿却异常肮脏,臭气熏天。

费慰梅很好奇,那些古建筑穿梁斗榫,林徽因穿着旗袍,是怎么爬上爬下的?

答案后来从北方移到了南方,四川宜宾长江边上的千年古镇李庄。抗战时期,国难当头,这里汇集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学者,云集了全国大半的学术机构和知名人士,堪与重庆、昆明比肩。当时,寄一封国际邮件到这儿,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即可准确送达。

1940年初冬,林徽因和梁思成辗转长沙、昆明以后,带着他们的营造学社,来到李庄上坝村安营扎寨,在这里度过了抗战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在昆明,林徽因经常干着女佣的活,和一般主妇一样,拿着瓶子上街打醋。而李庄的日子,比昆明还要艰难。竹林深处的上坝村,只有几十户人家,距离李庄两华里,林徽因一家住的地方叫月亮田,一个浪漫而富有诗意的名字。他们租住的农舍矮矮的,竹墙外涂了一层薄薄的泥巴,墙缝里能透进皎洁的月光,屋顶的席棚是老鼠和蛇经常光顾的地方。吃水要上村外的水塘去挑,晚上的照明,就靠着两盏烧菜油的小灯。

林徽因不喜欢做家务,可世事艰难,她必须学着去做。在李庄,她拖着病弱的身体,做了太多太多的家务,常常累到腰酸背痛,站立都很困难。

大好时光在家务劳作中静静地逝去,让林徽因异常苦恼,她给费慰梅写信说:“每当我做些家务活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于是,我赶快干完了手边的活儿,以便去同他们‘谈心’。倘若家务活老干不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增添新的,我就会烦躁起来。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务,因为我的心总一半在旁处。”

不久,林徽因的心情变得开朗起来,这缘于梁思成的功劳。一次,梁思成在成都偶然弄到一些西红柿种子,回家后就随意种在门前的菜园子里,不久西红柿便结出了又红又大的果子。当地人不知道西红柿为何物,非常好奇,林徽因就无偿地送给他们秧苗。村民们发现,这位文文静静的女先生和她周围的人,心地都非常善良,便也投桃报李,以示友好。

林徽因感受到了周围人的善意,做起家务来也开心了不少,原本空荡荡的屋子,也开始来了年轻姑娘和媳妇拜访。林徽因喜欢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些绚丽的色彩,两间简陋的房子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窗台上的玻璃瓶里,经常插着从田野里采来的鲜花。

有林徽因的地方,总少不了朗朗的笑声。温馨的小屋吸引了上坝的乡亲,大家都喜欢与这位开朗的女先生摆摆龙门阵,哪个姑娘要办嫁妆了,都找上门来请她出主意,谁家媳妇生了娃娃,也忘不了给她送上几个报喜的红鸡蛋。乡居生活给林徽因带来了意外的欢乐,渐渐地她喜欢上了这个江边小村,仿佛又回到了北平,回到了东总布胡同那间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客厅。

在上坝村安顿下来后,林徽因便与同事们投入了紧张忙碌的考察和研究,梁思成夫妇的主要任务是写作《中国建筑史》。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借助菜油灯微弱摇曳的灯光,弓着背一字一字地伏案书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村,没有印刷工具,他们只能采用手写和最原始的石印。

四川南部的冬天空气潮湿,天气阴冷。连续的奔波劳顿,林徽因的肺病又发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林徽因身体虚弱,卧床不起,只能靠在被子上工作。她执笔撰写五代、宋、辽、金等朝代的内容,还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书案上、病榻前,堆积着厚厚的“二十四史”,还有许多照片、草图、数据和大量的文字记录。

在写作《中国建筑史》的日子里,营造学社的经费几近枯竭,连工资也没有了保障,幸亏傅斯年和李济伸出援助之手,把营造学社的5人划入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编制,林徽因和梁思成才免于了冻馁之苦。

林徽因和梁思成身体不好,薪水大都拿来买了昂贵的药品,生活开支非常拮据。繁重的工作和营养不良,使林徽因日渐消瘦,几乎不成人形。为了改善伙食,梁思成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学着做饭,还从老乡那儿学会了腌菜和做果酱。

山穷水尽的时候,梁思成只得拿着衣物到宜宾去当卖。衣服当完了,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派克金笔和手表,最后也送到了当铺,换回来两条草鱼。提着草鱼回家,梁思成幽默地对林徽因说:“把这支派克笔清炖了吧,金表就拿来红烧。”

重庆领事馆的费正清和费慰梅是梁思成夫妻多年的朋友,了解到他们的困境,来信劝他们去美国,一边治病一边工作。林徽因和梁思成回信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儿子梁从诫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我们怎么办?”林徽因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梁思成患有脊椎病,必须穿上铁马甲才能坐直,他穿着笨重的铁马甲,依然笔耕不辍,体重从70公斤下降到47公斤。在粮食匮乏、没有电、臭虫横行的李庄,梁思成和林徽因每天伏案到深夜,写出了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

《中国建筑史》英文版出版问世时,梁思成对林徽因表达了深切的谢意,他说:“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和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

1941年至1943年,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快乐时光,许多朋友和亲人从各地赶来李庄探望他们,好客的夫妻俩感到无比的开心。

最早来的是老朋友金岳霖,那时候他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金岳霖来到上坝村,见到久别重逢的林徽因,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徽因消瘦得厉害,苍白的面容毫无血色,只有那双秀美的眼睛还依稀可见从前的影子。为了让林徽因尽早恢复健康,金岳霖到市场上买来了十几只刚刚孵出的小鸡,在门前一块小小的空地上喂养起来。小鸡一天一天长大,林徽因的病情也渐渐好转,营造学社那座冷清已久的房子荡漾起了欢快的笑声。

1942年10月,梁思成的大妹梁思庄从北平辗转越过日军防线来到李庄,随后费正清夫妇也来了。费正清途中感染了呼吸道疾病,一到李庄便躺在床上发烧。费正清回忆当年的情景:“傍晚5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8点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谁能想象得到,林徽因和梁思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

1943年6月,英国学者李约瑟来到李庄,专门拜访了他心仪已久的梁氏夫妇。贵客临门,家徒四壁又好面子的梁思成,忍痛宰杀了两只自家养的鸭子款待客人。让李约瑟惊喜的不仅仅是美味的烤鸭,更令他喜出望外的是林徽因那带有爱尔兰口音的英语,让李约瑟颇有他乡遇故知的喜悦。

49以后,林徽因很快就转换了角色,她的穿着打扮像个普通的女干部。她参与了国徽设计,替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了纹饰和浮雕图案,为保护北京古城而奔走呼号,甚至抱病出席会议,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反对拆除北京古城墙。

最终,她和梁思成拼尽全力,还是没能保住北京的城墙,而她的健康却每况愈下了。她的肺部被侵蚀,还切除了一个肾脏,每天吃得很少,夜里靠吃安眠药,才能睡四五个小时。

1955年4月1日,一个春光明丽的清晨,林徽因与世长辞,年仅51岁。她身后留下了许多散文、诗歌、小说、剧本,最为辉煌的,是那部凝聚了她和梁思成几十年心血的《中国建筑史》。

终其一生,她为这个世界留下了太多的美丽。她唯一的遗憾,是没能保护住北京的城墙。

2021-02-06

来源: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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