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的魅力

01 我从小在胡同里长大,我们那一带靠近城墙和护城河。北京老话说“城根儿的,河沿儿的”,意思是从这儿出来的人都不好惹,因为在整个北京城,城墙根下和护城河边都是贫民区,民风刁蛮。这是指的城墙外。我们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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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从小在胡同里长大,我们那一带靠近城墙和护城河。北京老话说“城根儿的,河沿儿的”,意思是从这儿出来的人都不好惹,因为在整个北京城,城墙根下和护城河边都是贫民区,民风刁蛮。这是指的城墙外。我们是在城墙内,那就算“城里”了,稍微好一些,但比起东、西城的中心区域,要破烂得多,百分之八十是大杂院。我写了不少大杂院里的故事,还有百分之二十是什么呢?或者是家底殷实深藏不露的“旧社会”精英,或者是新朝权贵高门大户。所有这些人家杂处在一起,构成了胡同作为一个“社区”的完整生态。

我们那儿,最豪华的宅院是徐悲鸿故居,占地广阔,院墙高大,里面树木葱茏,到底有多少房子,谁也说不清。他家的后门开在我们胡同的死胡同里,前门在东受禄街。徐死后,1954年把其中的一部分辟为“徐悲鸿纪念馆”,对外开放参观,即是在几间平房内,陈列他的画作。我小时候跟我姥姥进去过一次,从故居的前门进,印象最深的是一幅裸体油画,当然还有各种马。

徐的家人仍在后面的院落里居住生活,我见过的,一个是他的遗孀廖静文,是1966年秋冬我路过东受禄街,正好碰到几个红卫兵把廖从院内押出来,她面色惨白,两个人撅着她的胳膊,踉踉跄跄,被塞进一辆轿车里,估计是要押到哪里去批斗。另一个我们叫他“徐悲鸿家的大傻子”,男性,30岁上下,智障人士,一条腿有毛病,他是徐家的亲戚,但不知道确切的关系。他经常从后门出来(也几乎是唯一从后门出入的人),去我们那边的“合作社”买菜,或与小孩子下棋。

1967年挖地铁时,故居正在地铁线路上,就给拆了。

在农业部大楼(办公主楼)的斜对面,靠北靠东,有一个不小的院子,住的据说是法国的领事,一到洋节日,门前就会停不少轿车,有客人来这里参加party。院门是中式的红漆门,有门洞,不大,平时关得严严的。有一次我路过,刚巧门开着,我往里张望,里面是一幢二层小洋楼,楼前有修剪整齐的草坪,草坪上摆着白色桌椅……百分之百的异国风情。这个院子的产权可能属外交部,文革开始后,法国领事搬走了,那里成了部机关干部学习开会的场所,变得一片狼藉。

从那里往西,到了与马匹厂胡同相交的地方,路北,有一排二层的西式楼房,类似我们现在说的联排别墅,那里住了一个印度老太太,一个人独居,不知是怎么个来历。也是在1966年前后,她就不见了,不知去了哪里。

这些人、家,虽然是地理上的邻居,却与胡同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02

1949年进城以后,各机关部门征收了大量房产,分配给干部居住。我们那片仅方圆一里地内,就有机械、农业、纺织、铁道、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社科院)等部的10个副部长的住宅。此外还有两个部长助理和难考其数的局级干部的房子。

离我家最近的是刘培植家,西库司胡同10号。刘培植,陕西宜君人,陕北老红军,1957年任农垦部部长助理期间,被打成右派,撤职降级,蒙冤20年。他曾被发配到北京东郊的双桥农场劳动改造,一年后才回到城里,降职使用。1979年彻底平反,任农业部副部长,不久就搬家了。

刘培植身材不高,腰板挺直,双目炯炯有神。他爱穿尼料衣服、黑皮鞋,即使身处逆境也没有一丝颓唐的样子,走起路来又快又有精神。我印象特深的是,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正在胡同里玩儿,只见刘伯伯肩扛树苗走进胡同,招呼这帮孩子说:“你们快去打水来,帮我种树……”然后他回家拿了铁锨,开始挖坑,在一些大孩子的帮助下,沿墙带拐弯,种了大概有10棵杨树,全活了。几十年沧海桑田,岁月折磨,那一带拆拆建建,面目全非。刘伯伯种下的树现在只留下了一棵,已经是双人合抱的大树老树了,真所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从我家往北往西再右转(都是很短的路段),有一个院子,不是规整的四合院,天井很小,房间也不多,但台基很高,红漆大门十分气派,有好几级台阶。北京的房子,地基越高房子越好,因为北京地潮。讲究的房子都是铺木地板,用龙骨支撑,地板离土地越高越不潮。我听一个房修工人说,他在中海和南海里维修过皇家的房子,那里有的房基有一人高。这个小院子估计原来是一个大宅院的一小部分,但原来是什么建筑已不可考,到1960年代,它周围的民居已经乱七八糟,什么样的都有了。

这个院子换过几个主人,住得最久的是左叶家。左叶,江西永新人,井冈山出来的,住在这里时是农业部部长助理。大约在1960年,他和谢文景、李兴(一个是机关党委副书记,一个是人事司副司长)被打成左谢李反党集团,他被撤职发往重庆工作,几年后又翻转过来平反了,他家又搬回北京,后来好像又出了事,总之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我与他家的老四左忠和谢文景的儿子小明都是发小,很熟悉,前几年我还分别问过他俩,左李谢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是谁整的左李谢,二人的说法基本一致,比较明确,但为什么整和两次反复的来龙去脉,我听来听去也没完全搞清楚。

那个年代,不论把什么都上升到反党和“集团”的高度,同志瞬间就变成敌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恶劣的传统,非常普遍。在我们外人看,他们自己人对自己人出手也忒狠了点儿。这和苏联是一样的。

另一位在这院子里住过的是李菁玉,也是农业部部长助理。他是河北南宫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开创者之一,资格很老。1990年代我读过当时旅居海外的一个老作家刘真的回忆文章,她是在冀南参加的八路军,是亲历者。她说:冀南区1942年的整风搞得非常残酷,许多人挺不过百般折磨跳崖自杀了。后来对此进行纠偏,李菁玉是主要责任人,受到批评或处分,影响了他建国后的仕途。

胡同里的大孩子们很爱议论这些人物,所以我小时候就听说他是个资历很老的干部。后来,在1961、62年,他又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家也搬出了那个院子。原因好像是“野心家”,详细的我不知道,如今,恐怕也只有少数的历史专家才知道了。

我没上小学时的不知哪一年,有一天,忽然看见他到我家来找我爸爸了。我对他很好奇,老想看看他。他和我父亲坐在书房里,二人都垂着眼,一句话不说。我从书房来来回回穿过,大约有一个小时,两人从头到尾都是干坐着,没有任何交谈。这个怪异的场面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他和我父亲无私人关系,历史上也没有渊源,他来干嘛?为什么两人都不说话?无从揣测。这显然不是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可并非是这二人有毛病,在他们那些人中,这种状况相当常见。为什么他们那一辈的老干部普遍话少?恐怕是因为长期的残酷内斗,把他们都吓破了胆。

运动开始后,好像是1967年,李菁玉的名字又流星般出现了一次。当时的某一派造反组织突然把他抬了出来,说“我们找到了一个长期受刘少奇迫害的副总理资历的老同志”,让他控诉所受到的迫害,并拥戴他加入了造反组织。据说,高层知道后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李菁玉。这个“据说”,只是听到的传闻,至今未见过相关资料(老干部参与造反组织的,下场都不好,如山东王效禹、四川刘结挺张西挺)。可以确定的是,李菁玉被抓了起来,1972年在关押地点去世。

刘培植在有困难的时候曾向李菁玉借了200元钱,心存感念。文革结束后,他让自己的孩子想法找到李菁玉的后代,一直无果。李夫妇是否有后,没人知道。

03

这个小院子的斜对过,紧靠农业部办公大楼的东侧,有一个独院,院子的面积很大,房子是西式的,基本呈正方形,有300平米大小,南端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宽大走廊,阳光充足,非常气派,也最舒服,而后面的正式房间则采光不太好,比较阴。在这座正房的西侧,还有一排南北向的矮小平房,是厨房和司机的家。

以前刘瑞龙家住在这里,1961或62年,刘瑞龙“犯了错误”,调出北京,到华东局工作。蔡子伟家搬到这里。蔡子伟,陕西蓝田人,从1954年开始在农业部当副部长,直到文革中被打倒,这十几年间还是平平稳稳的。但此前却很坎坷,他是老资格,1935年陕北苏区搞左倾肃反,最早抓起来的就是他,在严刑拷打之下,逼他们承认了有个子虚乌有的社会党,由此大规模株连,把刘志丹等大人物都抓了,险遭活埋。不久后全部平反,蔡子伟却没有得到重用,不仅如此,到1942年的“抢救失足者”时,又把他捆了起来。后来进行甄别平反,宣布所有被整的人都整错了,唯独整蔡子伟是对的,继续关押(韦君宜《思痛录》)。抗战胜利后才又安排了工作,真是没地儿讲理去,倒霉透了。

他们家可能是我们那一片最早有电视机的(应早于1964年),好像是台苏联电视。我特小的时候,在他家还看见过一台当时非常稀罕的半导体收音机,日本进口的,形状也十分新奇漂亮,是一个金色的地球仪,300多元一台。现在网上有一篇文章说蔡子伟生病的时候想吃酸菜,一问保姆说要两块多钱,他嫌贵就不买了。文章的本意是赞美蔡部长艰苦朴素,在我看来效果却相反,是抹黑了他,信口瞎扯。

再说,那个时代,蔬菜是以分钱论斤的,虽说酸菜比大白菜贵一些,可两块多钱的酸菜,仍是一个巨大的量,恐怕没有哪个家庭会买那么多。另外,副部长的家庭都由机关配备专门的厨师,采买食材是厨师的工作,蔡部长想吃酸菜为什么要跟保姆说?编得不合情也不合理。

那一带除徐悲鸿故居外最大的宅子,是黎玉家。黎玉,山西崞县人,八机部副部长。他家是一幢二层洋楼,面积约400平米,有前院和后院,后院更大一些,后院的南墙是一排平房,文革前司机家住在那里。平房中间开有一个小门,是他家的后门,从他家后门到我家和刘培植家,不足百步。

黎玉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他赤手空拳,带领几个才20岁出头的小伙子,硬是在山东开辟出一个局面,为八路军主力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功劳实在大。解放后,山东的干部遍天下。但是,1947年饶漱石当了华东局一把手后,立刻给副书记黎玉扣上富农路线、类似铁托的错误、宗派主义等十几顶大帽子,狠斗一顿,整了下去(《王力反思录》)。后来,黎玉一直当副部长,这与他的资历和贡献是不相称的。更可叹的是,直到1986年才把当年对他的错误结论和不当处理全部推翻,恢复名誉。不久,老人就辞世了。

在他的几个子女中,我跟小弟最熟。小弟1969年参加工作,在东城区橡胶二厂当工人,忘记干的是什么工种,搞得两只手掌上布满了小黑麻点。记得当时他刚买了一辆自行车,上下班却不骑它,他说:“刚参加工作就骑一辆新车,人家会觉得干部子弟太特殊了……”

近年我们曾聊起父辈那一代与他们的父辈的关系,小弟讲的事情令人感慨。他的爷爷是崞县农村的农民,也做些小买卖,土改时定的成分较高。所以,解放后,他父亲不敢接爷爷来北京一起住(李昌1966年被打倒的罪名之一,就是把大地主的母亲接到北京长期居住)。奶奶早亡,爷爷一个单身老汉在农村过日子是很苦的。多年来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中间也有短暂消停的时候,只要气氛宽松一点儿,他父亲就把爷爷接来北京,一紧,又赶快送回去,反复多次,直到爷爷去世。他分析他父亲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用一种意识形态覆盖下来,人为地把人群分为等级、然后加以对立,从事的职业不同、财产收入不同,就因此划成了好人或者坏人、“敌”或者“我”,是敌的话,父子不敢相认、兄弟视同仇雠,这种有悖人伦人情人性的做法,可把中国害惨了!

在我们那片方圆一华里的最北边,是东裱褙胡同和水磨胡同,再往北就是建内大街了。东裱褙胡同有魏震五家。魏震五,抗战时名魏健,吉林辽源人,东北大学肄业,当时是农业部副部长。1962年,他突然遭到批判斗争,被撤了职,发配到吉林省农安县当副县长。他家本来是一个独院,他被撤职后,又搬进来一家。整他的原因都十分牵强,当时农展馆有个副馆长叫吴文华,想叛逃苏联(未果),魏震五分工管农展馆,于是就把责任算到了他的头上。

我还看过一份批判材料,说农展馆是黑据点。后来我跟他儿子北凌开玩笑说:“大字报上说了,你爸把农展馆办成了农业部走资派们吃喝玩乐的黑据点。”北凌苦笑着说:“咳,别提了,我跟我爸去过那儿,你猜吃的是什么?木须肉!”

1962年发生了小说《刘志丹》事件,牵连了原来西北的很多人,中旬同志也因此下台了。魏震五与中旬同志是姻亲。人们普遍认为,整魏震五的真正的原因,就是受到他姻亲的株连。他的这个冤案,直到1977年才平反。

写到此,感觉这些人从事的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没有一个没挨过整、受过冤的。这么个搞法,究竟是为了什么?“与人斗,其乐无穷”?什么样的人面对这种事情会感到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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