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月明：狂风摧落叶，尽瘁入黄泥
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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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五八）·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二六期（zk2408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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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八月六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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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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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狂风摧落叶，尽瘁入黄泥 江月明
【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四） 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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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狂风摧落叶，尽瘁入黄泥
——怀念我的父亲中国轻工造纸专家张天荣
·江月明·
２０２４年６月１６日“父亲节”刚刚过去，父亲的忌日６月２９又即将来临。
情不自禁，我缅怀起我的父亲；想起了父亲那慈祥的面孔，那朴素的穿着和简朴的生活，那与人为善、谦逊宽厚的性格，那正直不阿、光明磊落的品德，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那严肃认真和勤奋不息，坚韧不拔不折不挠的事业心……
一位当年典型的老一辈高级知识分子的形象，浮现在我的脑海。可叹，文革中父亲含冤辞世撒手人间。
想父亲，太悲痛！
忆父亲，更沉重……
我的父亲张天荣（１８９５－１９６８），字嘉平，号瞬初；出生于江西靖安吉洛张赤霞村。父亲是民国早年获得官费选派，怀着实业和教育救国的志向，东渡日本留学的老一辈专家，是我国著名的轻工造纸及其教育界的老前辈。系国内行业和江西省内有突出贡献，受到政府和行业内以及科技界尊重的专家。
他是真正的无党派民主人士，一生投身于建设和教育事业，专心致志，在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安然无恙。
但是，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和全中国老一辈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难逃厄运，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隔离、批斗、示众，不幸含冤去世。
直到十一年后文革结束，由省主管部门举行隆重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人去楼空，化为尘灰，早已作古。
想到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遇，往事历历在目……
１９６８年５、６月，天气日趋炎热，太阳高悬天空，直射人间大地，空气燥热沉闷。
这是狂热的一年。人们似乎并不觉察天气的炎热，更关心注视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８年是全面清理和揪斗之年。学校两派红卫兵你争我斗，争先恐后，你追我赶，把矛头转向广大党外人士，揪斗清理高潮此起彼伏，有如翻江倒海之势。
１９５５年后直至文革前，父亲被调在教育界工作，先后担任了江西省工业学校副校长，江西工学院化工系主任（现南昌大学的前身），江西轻工业学院副院长——后为江西轻化工业学校付校长，主管教学。和书记兼校长——一位年富力强的南下干部配合默契。
父亲为人忠厚正直，工作认真负责，口碑很好。文革开始后，虽然有大字报批判，但并没有直接受到揪斗。
但文革开始后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冲击，历历在目；父亲心中似乎有不祥预感，心里仿佛有着无形的压力；在家一直郁闷寡言、闭目沉思，心事重重，仿佛在静候着风暴的来临。
我还年轻涉世未深，也没有经过这样的阵势，不知所措，无能为力，未能和父亲交流，不能为之排忧解难。
我在大学一年的文革中，一直在大学宣传队演出，幸好远离了派性斗争，但那些学校院系领导和老教授遭受冲击的命运历历在目，令人不寒而栗，心中对父亲的命运有不详的预感……
运动初期，父亲和很多老高级知识分子一样，做出了放弃高薪的决定，主动将高薪降到只领取几十元生活费。而且按时去学校上下班，不耽误工作。但这无济于事，丝毫改变不了他们经受造反红卫兵冲击和迫害的命运。
１９６８年揪斗、清理之风愈演愈烈，两派争先恐后、随心所欲，老专家教授无一幸免，全国高潮迭起，也酿成了大量冤假错案。
终于，父亲的噩梦来临……
我们家住在校外，步行半个小时左右，父亲有时候中午也回家吃饭。
１９６８年５月上旬一天，父亲回家午饭后不久返校。就在半路上，遇到学校十几个气势汹汹的学生红卫兵，不由分说立即被揪，然后逼着他带路回家抄家。在家中，父亲被逼下跪，造反派学生到处翻箱倒柜。
此前，不知谁唆使附近一个中学的学生光临抄家，连公社居委会也闻风而动来了两次，父亲学校这些学生来迟了一步，也把剩余的钱财物品及略有价值的物品一扫而光。
不多久，他们押着父亲挂着牌子带着高帽返回学校隔离。
想不到，这竟然是父亲和母亲家人的生离死别。
父亲饮食清淡，习惯母亲烹调的粗茶淡饭。他被揪关押后，开始弟弟可以送饭给羁押中的父亲，由看管人员查收，但不准探望。
有一次，妹妹代弟弟送饭找不到父亲。好心的老师悄悄告诉她：张校长双腿浮肿，不能行走只能爬行，被隔离关在楼下一间房间里。
妹妹将饭食送到房间，还是没看到父亲。无意间一眼看到父亲挂着一块沉重的牌子在外面场地上下跪，双目紧闭摇摇欲坠。旁边有两个红卫兵看管，毫无表情。
此后，父亲又被转移在食堂后面的一间小房间内单独关押隔离，时不时拉出去和书记和其他人批斗或在骄阳下面示众。
当时也被揪斗的童老师后来告诉我们，父亲主要是和书记及其他人一道批斗，他们挂的牌子不是一般的木牌，而是沉重的铁牌，父亲身体虚弱，自己不能把沉重的铁牌套上头部，只得请她帮忙。
我们可以在文革期间红卫兵小将批斗或游街示众老干部的历史照片看到，有几个是挂着沉重铁牌的？可见这些年轻的造反派学生手法五花八门，别出心裁，无情之至……
不久，他们禁止弟弟送饭，也不准他进入父亲的住房，更不得探望父亲。我们远离学校，根本不清楚父亲的饮食起居和身体状况，无从得知父亲是否得病而且病情到了怎样的程度？也根本得不到他们的通知，音讯全无。
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８日，父亲所在学校的校工万师傅突然来到家中告诉我们：“张校长快不行了，你们马上去接出来送医院。”母亲听到这个噩耗，简直不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
父亲一直喜欢简单的运动，每天练习太极拳，平时在市区范围内，从不乘车，天天徒步行走，不管风吹雨打不管距离多远。直到被揪隔离，身体看起来还很健康正常，也没有发现什么大小疾病，怎么关押５０多天，人就不行了呢？
而且父亲早就不能行走只能爬行，而你们不闻不问，不予治疗，还要不断被你们批斗示众，直到人不行了，直到生死关头，才不得已派人通知我们，要我们自行去接人送医院，这人命关天之事，竟然如同儿戏一样。
今天的年轻人，你能理解吗？
我上高中以后，由弟弟跟着父亲在学校居住，顺便照顾父亲。
但是弟弟早就不准再去学校去探望了，想不到父亲到了濒临绝境的地步。
母亲立即要弟弟在外面请了一辆三轮车去学校接父亲。当弟弟见到父亲时大吃一惊，只见父亲躺在床上不能动弹、非常虚弱，双腿及下半身浮肿得透明，粗大如水桶一般，奄奄一息。
弟弟轻轻地叫醒他，告知要送他去医院。他从昏迷中惊醒，神智清醒过来。但他艰难地摇摇头，叮嘱弟弟不要先去医院，要先送他回家看看，然后再去医院。
弟弟把父亲扶起，但父亲连站都无能为力。弟弟只能把父亲背出房间，来到外面上了三轮车，三轮车师傅小小心心骑行，回到家中。街上围满了左邻右舍和来往路人，连声叹息，露出了同情和惋惜。
母亲忍着悲痛，帮父亲擦洗全身，换了干净衣服，父亲用微弱的声音安慰母亲不要难过，又叮嘱弟弟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母亲在三轮车上扶着父亲，由弟弟陪同去到医院。
看来父亲预感自己不久于人世，希望最后一次回到家中，和母亲家人见上最后一面，了却最后的心愿。
父亲系当年受国家保护的高级知识分子，系有突出贡献的老一辈专家，文革前疾病治疗在省政府大院旁省级干部医疗中心。弟弟和母亲把父亲送到医疗中心时，已经不省人事。主治医生立即嘱咐转到医学院二附院心脏专科去抢救。
母亲和弟弟跟着三轮车十几分钟后赶到二附院，谁知刚刚诊断，还没有开始抢救，父亲就毫无气息、撒手人寰。
医生诊断，父亲心脏病爆发，全身浮肿，没有及时治疗，以致心跳骤停。医院无能为力，要家属赶快准备后事！
后来我们了解清楚：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年事已高经受不了折磨。又成天关闭在斗室之中，不能活动，而饮食起居没有保障，还要经受长时间的批斗和示众，挂着沉重的铁牌长时间站立或下跪，引发心脏疾病，又得不到治疗，愈演愈烈以至全身浮肿，不能行走。
父亲孤立无助、身心交瘁、生命垂危、命在旦夕，只有“卧以待毙”了。所幸他终于在５０多天后，在弥留之际短暂的回家且仅仅２０来分钟，和母亲弟妹见上了一面，然后瞑目，驾鹤西去。
父亲遗体被停在医院太平间的石板床上不久，透明肿胀的腹部和双腿褪肿，流了一大摊水在地上。好心的工作人员连母亲带来的寿衣也换不上身，只有覆盖在遗体上面。
母亲悲痛欲绝，以泪洗面……
我是６６届也即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毕业生，由于文革按规定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直到１９６７年底按原全国分配方案分配在本市一家工厂工作，离家不远在工厂宿舍住宿。父亲知道我没有分配去全国各地远走他乡而就在近旁，觉得家庭也能有所依靠，颇为放心，似乎情绪轻松了许多。
我是第一个分配来厂的大学生，也是工厂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报到，立即分配在车间劳动锻炼一年．而且是三班倒。当时大学毕业生属于“臭老九”，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我闻讯后，强忍着悲痛，急忙调休为父亲料理后事。
天气炎热，必须及时送往市郊唯一的瀛上火葬场火化。我怕母亲承受不了，没有让母亲一道前来，只和弟弟两人前往料理后事。
遗体火化这一天，天气突然转阴，天色灰暗。火葬场也就是一栋单独的红砖小房子，烟筒不停地冒着黑烟。隔着小路，对面是丘陵乱岗，每一个小山丘就是一个密密麻麻的墓区。冷冷清清，不时有人烧纸扫墓透出哭泣之声……
父亲的骨灰用陶坛装着，我们领好匆忙定制的简单碑石，找到墓区墓穴，自己挖土填穴并堆成坟堆，草草下葬，一切从简；以后再用砖块草皮修缮。
那时候墓区设有专门陵园，除了领导干部也有民主人士或名人的一席之地。但时过境迁，文革时期这些人成了揪斗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谁敢心存奢望，当然早日落土为安才是。
这就是我父亲的最终结局，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整整一代老知识分子命运的一则写照。他们虽然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却如同秋风摧落叶一样，命归黄泉。
他们没有追悼会，没有告别仪式，没有几个亲人送葬。
尽管如此，父亲死后，而学校的红卫兵还不放过……
有一天，妹妹的同事好心问她：为什么你爸爸要自杀呢？妹妹听了大吃一惊。原来有学生告诉同事：父亲死后，学校红卫兵竟然贴出大幅标语，说是张天荣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这在当时也是一桩莫大的罪名。
明明父亲是被他们迫害致死，他们还要踏上一只脚，再抹黑一把，再扣上一顶帽子，可见人性扭曲到了何等程度。
当然，他们也是一批被蒙蔽的受害者，但是当文革浩劫结束后，他们有没有反思？有的还肩负重任，他们有没有感到内疚呢？
如果没有，甚至还留恋当年的荣耀，那才是文革造成的悲哀！
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妹妹参加工作时，为什么我所在工厂的政工人员，出具“其父自杀”的证明材料的来由。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父爱是多么伟大！父亲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念念不忘为家属为子女着想，再大的痛苦，也坚持到底，独自忍受，绝对不一了百了，绝对不连累子女亲属！
想到这里，我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文革难道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吗？
我的父亲张天荣，是民国时期公派留学日本的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是当年绝大多数怀抱“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理想的老一代的专家和教授。
谈到父亲的名字，还有一段故事：父亲原名叫嘉平（嘉字辈），号瞬初。因东渡日本后，不慎落入深水不会游泳而大难不死，故改名为张天荣（１９３５年，我国著名的音乐家，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聂耳就在日本海滨游泳溺水身亡）。但即使这样，还是在文革中遭遇不测，遇难而亡。
父亲早年获得官费留学日本，在当年的“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就读“应用化学”，毕业后专攻轻工和造纸。
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前身建于１８８１年，１９０１年５月更名为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它是日本最早的工业大学之一，１９２９年４月更名为“东京工业大学”。主要培养工程师、科学家、企业家和管理人才；后定名为国立东京工业大学。
父亲早在１９１９年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学科毕业，随即在日本富西造纸公司北海道造纸厂担任技师，在日本工作了几年受益匪浅，养成了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勤奋刻苦的精神，为成为我国轻工造纸行业的专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这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具有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美德，诚恳踏实，勤俭朴实、从不计较个人名利，苦干实干，心中始终怀着理想。
父亲的理想是“实业救国”。１９２１年即从日本辞职回国效劳，先后在上海、杭州、江苏等地造纸厂担任工程师。（文革后拨乱反正，这些纸厂纷纷派人访问我们家属，收集父亲的资料，编写专门的造纸历史。）
父亲当年的不少属下，成为了建国后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著名造纸企业的工程技术和企业负责人，成为我国造纸技术中坚。
１９２２年到１９３２年间，父亲先后连续在上海《申报》增刊上发表造纸论文，深受当年上海工商实业界人士以及工程技术界专家的赞赏。也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父亲这份用毛笔撰写的“毛边纸”文稿，虽已发黄，但字迹清晰保存完好。是父亲留给我们唯一珍贵的遗物。
１９３７年，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父亲即离开江浙返回家乡江西从事教学工作。先后在江西造纸学校、江西建设银行训练班负责教学，后担任了江西工业专科学校化工系主任等职务－－当时江西只剩下两所高等专科学校（江西省农校于１９３５年停办），另一所为江西医科学校（医学院的前身）。当时全国专科以上包括大学和学院的学校一共才１０８所。
１９４９年江西工业专科学校并入国立南昌大学。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父亲继续身体力行实业救国，集资筹建了酒精厂、天工酿造厂等实业。采用了国外新工艺和螺旋压榨机等设备生产制造酱油，其产品“飞机牌”酱油获得国内展览会金奖，在全省享有声誉。父亲为民国时江西一穷二白的经济建设尽了一己微薄之力。
江西在宋、明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但近代战乱频起，民不聊生。
民国时期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也是赣人，但主政江西１０年，结党营私任人唯亲，留下一个经济落后的烂摊子。
建国初期，经济凋零百废待举，发展经济建设是头等大事。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６日，邵式平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第一任省长，立即着手筹建江西第一家造纸厂“赣西南造纸厂。亲自委任父亲为厂长兼总工程师筹建办厂，利用赣西南丰富的资源，发挥江西的资源优势。
邵式平省长亲自签字的委任状，于文革中抄家被抄走。邵式平是赣东北出身的老资格革命家，有理想有抱负。他曾经就读于历史名校南昌一中，后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
邵式平省长主政江西后，一心为江西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１９５１年他力排众议提出在南昌市修建一条宽８１米的大道，按计划将成为国内第一宽的大道。后来因为得不到有关的支持被迫改成６１米宽。１９５５年这条长２９６４米宽６１米的八一大道竣工，建造质量和速度为当时全国一流，闻名全国，宽度仅次于北京长安街。为城市将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发展教育，兴办大学，尽量在高考中留住江西人才防止外流。
可见他心胸开阔，目光长远，光明磊落有超前意识。他在江西很有民望，历任省长谁人能及？
可惜英年早逝，至今江西人仍然忘记不了他！
父亲被邵省长任命后，先行前往赣州赴任。随后有关部门专门派出一辆汽车将母亲和家属携带行李送往赣州，我年幼好动，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一路东张西望。来到赣州，就住在光孝寺旁赣州一中附近，我就读于赣州市第一小学厚德路小学。小学位于文庙之中，校舍金碧辉煌，操场有如足球场之大，傍靠碧云寺高塔，学校极有文化底蕴。我就在这里接受了文化启蒙。
我常常去赣江戏水，在宋代古城墙上徒步，在建春门城楼上看古浮桥，登八境台爬通天岩，受到了赣州文化古迹历史文明的陶冶。
母亲告诉我，１９３９年３月日本人进攻江西南昌沦陷，父亲举家迁往赣南避难多年，在赣州也筹建了酒精厂和天工酿造厂。
我就在赣州出生，所以我的小名就叫“赣子”。想不到父亲被邵式平省长委以重任，又一次来到赣州筹建江西第一所现代化的造纸厂。
建国初期，父亲不负重任，在人员、经费、设备极其不足的条件下，深入生产第一线和技术员工人同甘共苦，不到三年就建成投产，受到了当年赣南专署的表彰。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因地制宜，解决了用赣南地区毛竹造纸的工艺生产技术，改善了木材纸浆制纸的单一工艺。现在我还保存父亲在江西人民代表大会中所作的专题演讲报告文集。
赣西南造纸厂顺利投产后，１９５２年又被省政府任命为江西省造纸厂总工程师，调回南昌筹建江西最大的造纸厂。
记得当年我又随母亲再次乘坐一辆卡车从赣州迁回南昌，那时候南昌的城建刚刚起步，还远不如赣州。
我就读于抚河区中心小学高年级，学校设在赵公庙内，小巧玲珑。远不如赣州第一小学那样，宏伟气派。但师资力量也很强，当年那些小学老师，颇有才气，可惜有几位打成了右派。
父亲返回南昌后，忙于筹建，上海、江浙一带口音的老同事和行家不断来昌访问交流，母亲忙着烹调照顾客人。
父亲在造纸厂解决了很多关键技术问题，特别是新闻纸纸张“沙眼”致命的质量问题，得到了邵式平省长的嘉奖。
和上海北京广州等发达城市的造纸厂相比，江西毫不逊色，江西造纸有资源丰富的优势，以至承担了华东六省一市（上海）所有新闻用纸的供应。
江西这两个造纸厂，是建国初期江西和全国最早建成的并生产的企业。为江西的经济发展的前驱，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１９５５年后，父亲完成了建厂使命，被调往教育部门工作，这也是他以前的老本行。父亲不辱使命，在江西工学院，江西轻工业学院和江西轻化工业学校的教学领导岗位上，为国家造就了不少人才，他的学生遍布全国，成为经济建设的栋梁。有的在省市厅局担任领导职务。
父亲在文革前，曾担任江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南昌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化工学会常务理事、南昌市化工学会副主席。曾当选文革前江西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会代表。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父亲也没有参加任何民主党派。只是一心沉浸在工程技术和教学管理的业务之中，在建国初期百废待举之时，作出了应有的业绩和贡献，有目共睹，受到了省领导的尊重和保护。
直到省里为父亲开追悼会时，我才得知，他的档案由省委组织部直接封存管理，省厅和学校无权涉及，作为有特殊贡献的专家教授受到重点保护。
建国初期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可圈可点，他们的待遇甚至达到了高干的水平。而他们也诚惶诚恐踏踏实实为国家效劳．
不过，当时社会上世俗的眼光普遍认为，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是“旧知识分子”。所以虽然父辈享有盛誉，可他们的子女，却没有什么特殊，还在不断地改造思想，要求进步。
父亲虽然得到省领导的尊重和优待，但为人处世待人接物非常低调自律，一心从事业务教学，在师生中颇有口碑。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安然无恙。
谈到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谁都会立即联想起那些政坛上和教育界、文史界的风云人物和历史名人。
相对而言，父亲和绝大多数老一辈知识分子一样，虽然在国内行业中有所建树，在省内地方有所成就，在国内却比不得那些驰骋于政坛文坛以及科技界大家、名人。
但正是他们这一大批在地方在基层企业的老知识分子却是当年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主力和栋梁。
谈到鞠躬尽瘁，谁都会立即联想到那些献身国防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和名人。
谁会将眼光投向那些兢兢业业诚诚恳恳绝大多数老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长年累月在全国各地、各省市、各行各业，直至基层兢兢业业、默默无闻作出贡献的专家教授和先辈呢？
我的父亲对家庭和子女，从来都是默默付出，从来都是把自己的责任心和情感，深藏在自己的心中，不轻易表露，不见言辞。他从来没有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教，而我却无形中被父亲的言行举止所影响，深受了父亲性格和为人的潜移默化和言传身教，我的性格上有着他的烙印。
父亲对我的教育方式是“放任自流，任其发展”，不横加干预。所以我自幼喜爱大自然，享有自由活动的空间。贪玩好动，体格健康，但也成绩平平。直到初中毕业前，我才“改邪归正”，学习成绩直线上升。
我在高考选择志愿时，父亲也未参与任何意见。记得我独自选择报考专业，也没有征求班主任的建议，毫不犹豫独自选择了化学，而且一心想从事教育事业。结果却在轻化工业行业从事科技工作，也算是命运使然吧。
父亲看在眼里、口中无言、而心里却一定会感到欣慰。
父亲在生活上以身作则，尽管高薪却生活简单朴素、干净整洁，勤俭节约、从不浪费。对子女要求很严，我们子女住在居民区中，衣着朴素，饮食和生活与普通家庭毫无二致。那时候猪肉凭票供应，还得起早排队买到一两斤，打打牙祭。母亲想方设法，买来小鱼鳅煮面条，分外鲜美，有如荤食一般。
我们和普通居民一样，毫无二致，丝毫没有所谓的优越感；别人也毫无一点不同的感觉。
父亲饮食简单，最喜欢母亲烹调的素菜，我记得很清楚特别是醋香扁豆、清炒芥菜、豆腐青菜、芹菜酱干……
记得，我小时候吃饭时不小心把饭粒掉在桌上，他马上要我捡起，耐心地解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我至今记忆犹新、终身不忘！
父亲出生在农村，养成了热爱农作的爱好。记得我只有十多岁，还在上高小，和父亲住在学校。父亲要我在校园偏僻泥石荒地上，好不容易开辟了一小块菜地，播上菜籽，浇水挑肥。冬天寒风刺骨时，能收获到绿油油的芥菜。这时候，我幼小的心灵才感受到了劳动和丰收的喜悦。那时候蔬菜相当便宜，父亲买了不少书籍研究栽培技术，纯粹是从小养成的爱好。
我后来练成了家中母亲主要的帮手，和母亲一样任劳任怨，从小买米、担水、赶早排队买计划肉，养成了勤劳的好习惯。
在高中担任班长时，提倡勤工俭学经常送肥去农场参加劳动，我总是先在厕所罐装大粪，然后掌舵推大轮板车，众人在前面拉着绳索，奔向农场，然后施肥种植；吃苦耐劳，不亚于任何人。
后来弟弟接替我，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父亲虽然专攻工程技术，但喜欢阅读手不释卷，特别喜欢阅看文史资料书籍。我和父亲一道在他工作的学校居住时，他的卧室中不断留有阅看书籍，我也就“顺手牵羊”，成了我儿时的读物。
所以我年纪很小，就阅读了“石头记”（红楼梦）、文言文“史记”、“二十四史”以及“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拍案惊奇”等书籍，从小养成了阅读文史以及经典小说的嗜好。
记得，父亲在中山堂政协资料室借来只有在政协内部发行“文史资料”系列，由统战对象、民主爱国人士、从前的高级将领及名人等撰写的历史史实和内幕以及回忆录等，涉及历史、政治、经济、军事、事变以及战役等等，也成为我儿时喜欢涉猎的书籍，充实了我的知识和视野。
父亲为人正直严于律己，父亲主管教学教务，有一定的权力。亲友有什么有关请求，毫无通融一概拒绝，不循私利。当时对那些家庭贫困，努力学习却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充满了同情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补习，提高学习水平顺利毕业走向社会。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７日，父亲去世后整整十一年，文革浩劫结束后，省主管部门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宣读悼词，结论是：在“文革”期间，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不幸含冤去世。
悼词对父亲一生的贡献给予以很高的评价，为之“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尽管文革浩劫结束后父亲也得到了平反昭雪。但秋风扫落叶人去楼空，魂归黄泉。但是这一结论，无疑成了我们的子女的福音。
由于父亲属于“反动学术权威”被冲击，所以子女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为父亲平反的结论，可以入档改正不实之词，什么自绝于人民的不实之词，不攻自破。
往事如云烟。想起父亲，作为人子，直至今日，我心中一直很为内疚，我为父亲做的事情太少太少。
文革中虽然谁也无能为力，但可以尽微博之力陪陪父亲，为父亲排忧解愁吧，哪怕是聊聊天解解闷也好！
父亲的后顾之忧，就是母亲和我们子女家属，现在我只有为父亲排忧解难，帮助母亲协助弟妹度过难关。让父亲在天之灵欣慰
父亲去世后，家庭经济立即捉襟见肘，我尽力协助母亲照顾家庭，担起长子之责。当年大学毕业工资４３.５元，我只留少数膳食费，其余都交给母亲，成为了母亲的贴心助手，为母亲排忧解难。
我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在车间当工人劳动锻炼达五年之久，很晚才来到技术岗位。但是就像焕发了青春一样，要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
我就像激发了满腔热情一样，争分夺秒，加倍努力，勤奋工作。在工厂连续获得市级科技成果奖。后来调往省级单位主管科研后，几年内连续获得省级科技成果、新产品奖和优秀科技管理人员等四项奖励，１９８７年即成为国内行业中第一项发明专利技术第一发明人（中国专利法１９８５年４月开始实施）转让在国内外引起了反响，要求专利技术或代销产品回馈美元外汇。可惜我随即作为访问学者赴联邦德国进修，加之种种原因而错失了良机。
不过，七年后，我的后辈同事在这项工艺专利技术的基础上，于１９９４年开发了新产品，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对此心中颇感欣慰。
这项技术至今仍然网络上流传。
父亲精通日语，经常阅看日语科技资料，我也曾有跟着父亲学习日语的想法，但碰到文革，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学日语的念头烟消云散。
文革后拨乱反正，科技人员学习外语的风气越来越浓，英语、日语成了热门外语。此时父亲已经作古，我审时度势，决心选择自学科技德语，希望达到父亲那样能够熟练地阅读科技资料的水平。怀着这一信念，我一直坚持业余自学，并且在广外进修，最终达到了出国德语水平考试的要求。
我有幸遇到了改革开放稍纵则逝的机遇，得到了出国进修的机遇，那时非常公平，要是通不过考试再大的背景也无可奈何，要求非常严格。谁知却无故受到了单位的阻扰，尽管他们以下属单位引进设备之名组团出国考察荣归，而我的出国费用和单位无关，未增加单位的负担……
好在经过努力，最终有幸来到联邦德国大学研究所进修工作，接着又连续几年获得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资助，尽管如此也非一帆风顺……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真没有想到我竟然会在德国工作、学习和生活至今。
我感恩父亲给了我坚韧不拔、奋斗不止的精神，培养并练就了我健康的体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养成了待人宽厚的性格。
父亲默默的期望和无声的眼光，始终激励着我努力向前。
父亲在天之灵肯定在注视着我的努力，并且为之欣慰。
我感谢我的母亲，忍受着和最贴心最依赖的儿子离别的痛苦，默默为我祝福和期待，为我操心记挂。我一想到二老，眼睛不由得湿润起来……
父母合葬处西山万寿陵园
我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在国内从来不知道另外有“母亲节”，一直以为“三八妇女节”即包含了母亲在内，也就心安理得。
而对于“父亲节”则毫无印象。后来才知道，母亲节是每年５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父亲节是每年６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日。它们是感恩父母的节日。
殊不知，民国时期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即被定为法定的父亲节——至今台湾还保持这一节日。我们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也没有自己的“父亲节”？
似乎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常人的父、母亲并不重要，他们只不过是生养了你而已；还有更加伟大的“祖国母亲”培养了你教育了你，应该念念不忘感恩戴德。
似乎只有高官厚爵或名人的父亲才能被念念不忘，而普通人的父亲则微不足道。
无论谁的父母对子女都是无私的，他们在世之时，儿女觉得父母为他们为家庭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父母亡故之后，子女才会记起他们。而在清明时节雨纷纷时，前往墓地扫墓，表达一下哀思，怀念一下父母的亲情。此后则忘在脑后。特别是对父亲！
子女们真正地爱过自己的父亲吗？尽到了自己一份爱心吗？
我扪心自问，很惭愧，没有！我的内心感到内疚……
母亲在世时，我每年一次，在春节前夕，必定要回国探望，并且为父亲扫墓，无论交通如何紧张，归心似箭风雨无阻！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见到母亲时，老人家已经因脑梗而不能自由行动，坐在轮椅上。母亲把我叫到身前，悄悄地叮嘱：她只有唯一的心愿，就是百年之后，一定要把父亲的骨灰迁出一道合葬。
我毫不迟疑，立即和妹妹四处查看，终于在著名的“西山万寿宫”附近新开发“万寿山陵园”选好背山面水的墓地“富春苑”。陵园风景优美，犹如现代林园，中央湖光山色，墓区围绕四周，繁花似锦林木成荫。母亲看了照片终于放下心来……
无巧不成书，仅过了几个月，２００９年４月母亲安详辞世，我立即赶回国内，我们终于为父亲迁墓和母亲的骨灰合葬在山清水秀之间。
母亲无比贤惠父亲无比宽厚，父母亲感情融洽、相濡以沫、互相体贴、一辈子从未红过一次脸，如今父母亲团聚在九泉之下。我心头感到无比欣慰。
值此父亲节和忌日之时，我感恩父亲对我的生养之恩，感谢父亲对我的潜移默化和言传身教，感谢我的品格里留下了您的烙印！
聊以自慰的是：如今父亲的简介出现在网络上、登载在报刊里、记录在历史资料中、留在在县志上（历史名人况钟也在靖安县志中），电视台在父亲出生地老家拍摄资料，甚至也作为名人在墓园专栏中加以介绍（据报著名的翻译家许渊冲先生等也在此落叶归根）……留下了鸿爪雪泥。
今天，终于我完成了多年的心愿，完成了此文。在忌日之时祭奠我的父亲，以此文寄托我对父亲的无尽的哀思。
我庆幸父亲再也没有人间的烦恼，再也不受世间的痛苦，又和母亲团聚在“富春苑”。
我永远怀念我亲爱的父母，你们不仅生养了我们，还传承给了我们一些主要的传统品德。
愿父母双亲在天之灵慰籍，在九泉之下安息。
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８日 甲辰年五月
□ 原载：《华夏文摘》２０２４年７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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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四）
·郭罗基·
（上接zk２４０８a）
◇ “批林”又“批孔”，坐实林彪的极右
毛泽东当然明白，批极左就是批文革，批文革就是否定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事的后一件事，即干社会主义这件事。他也一定知道，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批极右没有什么说服力。林彪明明是极左，怎么会是“极右”？批起来理不直、气不壮。经过一年多的试探和酝酿，毛泽东把林彪和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挂上钩，说林彪和孔子一样，都要恢复旧秩序、旧传统、旧制度。这还不是极右？大策略家毛泽东将“批林”从批极左扭到批极右，办法就是“批林”又“批孔”，坐实林彪的极右。于是，“批林整风”运动转为“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是一贯反对孔夫子的吗？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他顾不得以往讲过什么了。毛虽经五四运动的洗礼，但他的主张与“打倒孔家店”一派不同。早在１９３８年，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４０〕这是被人们一再引用的毛的名言。次年，毛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评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说：“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４１〕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演讲中，甚至将“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列，三个主义，都是褒义。〔４２〕他还谆谆教导干部们要学孔夫子的“每事问”“不耻下问”。他连给两个女儿取名李讷、李敏也是典出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３０年代，为了“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要继承孔夫子；７０年代，同样为了“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又要批判孔夫子了。所以，毛的“批孔”也是批他自己；毛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以否定自己为代价的。
诚如毛自己所说，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是历史学的研究任务，批判林彪是政治任务，将两者糅合在一起，对历史上思想文化的评论就变成了现实政治问题。“批孔”为“批林”服务是为了肯定林彪的“极右实质”；肯定林彪的“极右实质”，本来就不是为了批林，而是防止否定文革。在毛身后，有资格否定文革的只能是周恩来。故“批林批孔”实际上是“批周公”。
为了“批孔”“反儒”，就要抬举法家。在毛泽东的亲自推动下，批判“尊儒反法”甚嚣尘上，将中国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及政治史、思想史、哲学史一律扭曲为儒法斗争史。
１９７３年５月２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党、政、军负责人２４６人参加。会议的内容之一是讨论“批林整风”。由于“批林整风”从批极左强扭到批极右，会议除了关于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的空洞表态之外，讨论毫无生气。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毛号召大家学一点历史，还说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这是在中央的会议上首次提出“批孔”和“批尊孔”。随后传出毛的一首顺口溜式的五言诗《五绝·呈郭老》：
郭老从柳退，
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
崇拜孔二先。〔４３〕
起初，民间对流传的这首诗莫名其妙，把郭沫若与柳宗元比什么呀？毛泽东善用迂回战术，行动之初浑不察，一步一步，他的战略意图才暴露出来，等到完成了包围，人们才恍然大悟。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毛泽东约谈王洪文、张春桥，二人是负责起草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的。毛没有谈两个报告，而是大谈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上的文章，批评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几句话是针对周恩来的：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
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４４〕
周恩来对付毛泽东的办法就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不料被他看穿，只得检讨。
毛又说到另一个重大问题：
郭老（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４５〕
毛泽东反对儒家的人本主义，拥护秦始皇的君本主义，即皇权主义。郭沫若自称是人本主义，就是和孔夫子一样。原来从郭老“崇拜孔二先”，引出郭老尊孔，而且还反法。郭老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一样吗？郭沫若当年可是激烈反对国民党的。从国民党又说到“林彪也是啊”，林彪和国民党一样吗？林彪可是与国民党打了几十年的仗的。毛泽东总是把他的政敌推向国民党。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他就说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毛从批评郭老“崇拜孔二先”开始，兜了一个圈子，落实到林彪头上。但从郭沫若到国民党，再到林彪，论证完全是武断的。
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７日，毛泽东接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又批郭沫若，说：“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４６〕当然是希望杨向海外扩散。
同一天，周恩来对杨振宁说：“秦始皇代表统治阶级，不可以捧上天。”〔４７〕
８月５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显然是一种授意。他指着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说：这是供批判用的。当场念了一首近作《读＜封建论＞呈郭老》，以供传播：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他还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４８〕
唐人柳宗元，字子厚，着《封建论》，反对周朝的封建制〔４９〕、维护秦朝的郡县制。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在２０世纪已经没有现实意义，疑毛泽东读章士钊《柳文指要》书稿信手拈来。莫非寄意反对复古、反对倒退？毛泽东一贯皮里阳秋，叫人费思量、摸不透。无论如何，柳宗元的《封建论》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没有什么关系。
郭沫若１９４５年出版的《十批判书》是抗日时期写作的评论先秦人物和思想的十篇文章的结集。当时郭沫若骂秦始皇是影射蒋介石，毛泽东并没有“劝君少骂秦始皇”，而且唯恐骂得少，希望“大骂”，因为他是陈胜、吴广。１９４９年，陈胜、吴广翻身了，毛泽东有了秦始皇的自我意识，自认为他的“焚坑事业”超过秦始皇百倍。所以骂秦始皇就是骂毛泽东，岂止“少骂”而已！经过批评“尊儒反法”的铺垫，毛泽东亮出了心曲。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３日，他在会见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时，话题转到秦始皇。他说：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５０〕
毛泽东批判“尊儒反法”的人格化，落实到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秦始皇和孔夫子不是同时代人，也没有共同的争论命题，一个是政治人物，一个是文化人物，把他们作为历史上的对立面，实在是牵强附会的。
毛泽东和后来的邓小平，都喜欢在接见外国人时恣意发挥，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侯赛因·沙菲会对秦始皇感兴趣吗？实际上他们是说给中国人听的。
毛可以自称“我也是秦始皇”，但“林彪骂我是秦始皇”就不行。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群众，有人影射毛是秦始皇更不行，被定性为“反革命”。
但是，１９４９年以后，郭沫若并没有骂秦始皇呀！这是毛泽东的惯技，叫作“树立对立面”。１９５７年批“章罗同盟”，明明章伯钧和罗隆基一向不和，毛泽东“拉郎配”，硬说他们两个是“同盟”，不是同盟也是“同盟”。“批林批孔”也需要树立一个“尊儒反法”的活生生的对立面，叫得响的就是郭沫若了。
◇ “批林批孔”的吼声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由上而下，制造舆论。
第一个站出来响应“批孔”号召的是南方的杨荣国〔５１〕，１９７３年８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杨荣国并非投机客，他是一贯反孔的。这篇文章是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的约稿。８月３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的内刊《情况汇报》第２２５３期上看到此文，批了四个字：杨文颇好。经毛泽东批准８月７日公开发表，〔５２〕电台纷纷广播。８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杨荣国的《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杨荣国一时成了“批孔反儒”的明星。
９月４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亮相（后以“梁效”行时），在《北京日报》发表《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出场就口吐火药味：“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他们“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推行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瞄准“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除了刘少奇、林彪，当然还有别人。
９月１５日，上海的《学习与批判》〔５３〕创刊号发表“石仑”〔５４〕的《论尊儒反法》（经姚文元修改），说：“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识别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家、野心家是怎样利用古代反动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要不要批判尊儒反法，也是党内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儒法斗争成了党内的路线斗争。１０月１日，《红旗》杂志第１０期转载此文。
９月２７日，“唐晓文”〔５５〕在《人民日报》发表《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红旗》杂志１９７３年第１２期又加以转载。文章显然不限于议论教育问题，说：“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一向是＇孔孟之道＇的狂热鼓吹者。全国解放以后，他们又继承了尊孔的反动逆流。……建国以来阶级斗争的事实表明，尊孔和反孔的斗争是复辟和反复辟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
９月２８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焚书坑儒”辨》（施丁），认为“焚书坑儒”是反复辟的进步措施。古为今用，为文革中的“焚书坑儒”唱赞歌。
１１月１日，《红旗》杂志第１１期发表“罗思鼎”〔５６〕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斗争的社会基础》（是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到上海向朱永嘉布置的任务，成文后又经姚文元修改）。文章在歌颂秦始皇的同时，借批宰相、反复辟影射周恩来。文中大批吕不韦的“折中主义”，将古代历史现代化。文章还点了战国末期一批宰相的名。江青唯恐别人不明白，点拨道：“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个宰相。”〔５７〕《红旗》杂志同期发表《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从林彪推而广之，“党内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尊孔的”。
１１月１６日，《学习与批判》（上海）第３期发表《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第一次提出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荒谬观点，说：“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儒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内容和形式继续进行着。”也是揪“现代大儒”的先声。
“批孔反儒”，渐成气候。这首儿歌反映了时代气氛：“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红小兵齐上阵，口诛笔伐狠狠批。”
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在《访美观感》中记载了一则幽默：“在纽约唐人街的入口处，迎着我的是一尊高大的耸立的孔子铜像，我仔细一看，下面基石上刻有造像的日期，正是国内＇批林批孔＇荒唐、疯狂的年月。华侨请夫子来纽约避难，倒也很幽默。”〔５８〕
孔夫子避难去了。“当代孔子”冯友兰坐不住了。
◇ 毛泽东批评冯友兰的不老实又需要他的不老实
１９５７年，在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鸣放会上，张岱年〔５９〕（张夫人冯𬙋兰是冯友兰的堂妹）副教授当着冯友兰的面称呼“冯先生是当代孔子”。冯先生笑纳之，但不置一词。结果，吹捧“当代孔子”的张岱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而“当代孔子”冯先生本人倒没事。抗日时期，冯友兰还以“新孔子”自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当代孔子”卖力地批判古代孔子来了，“新孔子”无情地反对老孔子来了。
冯友兰命运的转变，就在于他善于检讨、精于表态。５０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特别是在文革中，知识分子随大流做检讨、表态是习以为常的。但冯友兰与众不同，他的检讨、表态非但主动、积极，而且是有所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五天，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５日，冯友兰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检讨，也是从蒋帝王转向毛帝王的投名状。信中歌颂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还表明自己的心迹，希望毛主席支持他重写２０年前的《中国哲学史》。
毛主席：
在你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你们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这是关系全人类四分之一的生死荣辱的一件大事，当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参加了你在天安门就职的典礼，我感受到几日来群众的欢乐。一切的新气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来的所见所闻，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说的，中国人民不但是站起来了，并且一个文化的高潮即将来临，使中国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态出现于世界。
在参加这几日的庆祝的时候，我于欢喜之中，感觉到十分愧悔，因为在过去我不但对于革命没有出过一分力量，并且在对日抗战时期，与国民党发生过关系，我以前所讲的哲学，有唯心及复古的倾向。这些在客观的社会影响上说，都于革命有阻碍。各方面对于我的批评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愿意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努力改造我自己，作一个新的开始，使我能跟着你及中国共产党，于中国的建设中，尽一份力量。
我愿意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努力工作庆贺新中国的诞生。你们对于中国的改造，不但使中国的将来已经决定，并且使中国的过去，也需要重新解释。我计画于五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你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我愿以此项工作迎接将要来临的文化高潮，并响应你的号召。
冯友兰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５日〔６０〕
毛帝王很不客气，１０月１３日回信说：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覆。敬颂教祺！
毛泽东十月十三日〔６１〕
冯友兰对毛的答复内心很不满意。“主席说：‘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想：‘我有什么不老实’，更使我失望的是，主席没有回答我重新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
毛早就知道冯友兰并非“采取老实态度”的人，现在他就需要这样的人。
毛泽东创造了“批林批孔”的时势，冯友兰顺势推舟；毛泽东利用了冯友兰，冯友兰俘获了毛泽东。
◇ 冯友兰的起义
《冯友兰自述》中说：
１９７３年，批林运动转向批林批孔运动，批孔还要批尊孔。当时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我写了两篇发言稿。
可见，冯友兰的转变并非被迫，而是迎合。说变就变。这两篇发言稿的题目是《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７３年第４期。这是冯友兰所有检讨、表态中最为见效的；而且他自己知道见效了。
在一次会议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说到我那两篇文章，毛泽东一听说，马上就要看。谢静宜马上回家找着这两篇文章，回到会场交给毛泽东。据说毛泽东当场就看，并且拿着笔，修改了几个字，甚至还改了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就发表了。〔６２〕
看来毛泽东对冯友兰的转变颇感意外，否则在授意《人民日报》动员杨荣国写反孔文章的同时，也会让冯友兰有所表示。得此冯友兰的降书，毛喜出望外，命《光明日报》立即转载。《光明日报》加了“编者按”，于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３日、４日两天连续刊登。按语中说：
他的文章中，在批判孔子反动思想的同时，也对他自己过去的尊孔思想，以及他宣扬的对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法”，有所批判。这是一个进步，值得欢迎。
于是，冯友兰就成为“值得欢迎”的人物。按语还利用冯友兰这个标兵对“广大知识分子”发出号召：
从冯友兰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进步，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取得的，也是在积极参加批孔斗争中取得的。我们欢迎广大知识分子，包括过去受孔子思想毒害较深的人，积极投入当前的批孔斗争，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自我教育，在斗争中提高路线觉悟，改造世界观，努力跟上社会主义的步伐。
《北京日报》将转载《光明日报》刊发的冯文，希望作者将两篇合一，一次性发表。冯友兰整理了一个新稿。结果见报时还是《光明日报》的格式，“编者按”也照抄不误。《北京日报》的编辑，手拿大样，向冯友兰登门解释：“我们原来是用你新写的稿子，你看已经打成大样了，可是上边说不行，叫我们必须按照《光明日报》的原样转载，不能变动。”〔６３〕可见，《光明日报》的“编者按”有来头，不得擅改。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却说：“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时，父亲在哲学系例行的政治学习会上发言（要知道，学习会是人人都必须参加的），《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又在北大老教师批林批孔会上作《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学习发言，这都是例行的小组发言，被全国各大报转载，父亲并不知情。”〔６４〕明明是冯友兰本人交给《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被全国各大报转载”，怎么能说“并不知情”？《光明日报》转载时经毛主席修改，《北京日报》转载时上边说“不能变动”，这些都写在他的自述里，怎么能说“并不知情”？
冯友兰对孔子的批判采用取巧的办法，只是挑几个有兴趣的问题讲一讲。他说：
我不准备对孔子的政治态度以及思想的各方面（作）全面的批判，仅举几条我所想到的证据，以为同志们所举证据的一点补充。
他只是为别人补充几条反孔的“证据”，并没有提供他自己何以从尊孔转向反孔的证据。当然，检讨、表态是必不可少的：
１９５７年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以及１９６２年的纪念孔子的济南会议，都是当时修正主义路线的复古潮流的一种表现。在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中，我宣扬“抽象继承法”，以反抗阶级分析法。在济南会议中，我散布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关于孔子的论点，说孔子是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他讲的“仁”有“普遍性形式”，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这都是加强了对孔子的“神化”，为修正主义路线服务。
冯友兰的文章写得很生动，能吸引人。重要的是，他抓住了“批孔”的现实意义：
在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孔子成为封建思想的“祖师爷”。后来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林彪一伙，都继续尊奉孔子。因为他们都主张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
冯友兰把近代史上鼎鼎有名的恶人、坏人说成与２５００多年前的孔子一脉相承，加强了“批林批孔”的气势。
杨荣国的批孔是下了功夫的，采用全景式的扫描。但不免有点书生气，就孔子批孔子，不关刘少奇、林彪的事。杨荣国没有冯友兰那份政治敏感，结果吃力不讨好。冯友兰还有一段动情的表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纵深发展。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内，正经历一场新的革命。毛主席亲自领导，指示方向。我年近八十，在过去搞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现在还能看见这个伟大的革命，这是很大的幸福。不但能看见，而且还能参加，这是更大的幸福。我决心照着毛主席的指示，……。
冯友兰的检讨、表态都是有所求的，不像杨荣国，“批孔”就是“批孔”，心无旁骛〔６５〕。冯在请缨，要求参加“批林批孔”，以追求“更大的幸福”。从尊孔到反孔，实现了文革初期所誓言的“起义”。
冯友兰后来居上，风头盖过杨荣国，成了当红的“批林批孔”明星。另一个“批林批孔”明星是华中的年轻人冯天瑜（１９４２—），与杨荣国、冯友兰南北两个老头遥相呼应。常有人说冯天瑜是“梁效”的成员，可见风头之健。其实不是，他根本不是北大或清华的教师，而是华中师范学院的教师，后来是武汉大学教授。
冯友兰还写了７万余字的《论孔丘》。毛泽东特地介绍：“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书比冯友兰的好。”〔６６〕
冯友兰如果“采取老实态度”，就继续做他几十年来扮演的“当代孔子”“新孔子”；忽然变脸，以“当代孔子”讨伐古代孔子、以“新孔子”反对老孔子，就不是老实态度了。但他这样一来，捞取了“暮登天子堂”的入场卷。一个人难道不可以改变观点吗？可以的。事实证明，冯友兰并没有改变观点，而是随机应变。他早就说了：“若惊道术多变迁，请向兴亡事里寻。”（《赠王浩诗》，１９７２年）冯友兰的“道术多变迁”，不是出于自己的内心，其缘故要到外部的“兴亡事里”去寻。杨荣国本来就是反孔的，由他来当批孔的带头人，不稀奇。而冯友兰作为“当代孔子”起来批判古代孔子，这才真正是“值得欢迎”的。
◇ 毛主席钦点冯友兰
林彪葬身沙漠之后，江青以林彪专案组的名义，派迟群、谢静宜〔６７〕进驻林彪的故居〔６８〕，企图在他的深宫里搜出密谋的证据。密谋的证据没有找到，却发现林彪颇为重视修身养性。谢静宜向毛泽东报告，按批刘少奇的标准，说林彪在家里搞“黑修养”。〔６９〕毛不以为然，这叫“尊孔”。他善于抓住战机，决定将林与孔捆绑在一起批。但三言两语不足为凭，毛要她搞个材料。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找了钱伟长、陶葆楷、史国衡等几位教授（土八路以为，是教授什么学问都有了，哪知钱伟长等根本不懂孔夫子），搞了一个材料，只有两三页纸。毛看了不满意，他说：“清华是理工科，你们要找北大文科的教师。”还指名让冯友兰参加。后来搞出来的材料他满意了，说：“你看，还是得找北大的。”果然，对冯友兰来说，“更大的幸福”来到了！
冯友兰以检讨、表态俘获了毛泽东。检讨、表态能俘获人？是的。这方面的大师当推邓小平。林彪靠“高举”“紧跟”挤到毛主席的身边。“九一三”事件以后，毛知道上当了，他把林恨恨地叫作“政治骗子”。毛对斯诺说：“什么四个‘伟大’（林彪给毛泽东上贡的四个头衔：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所以，这一套不灵了。邓小平就来另一套。他的哲学是“猫论”，为人原则、扮演什么角色，也是“不管白猫、黑猫”，时而“白猫”时而“黑猫”。文革初期的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刘邓路线，因检讨得好，获与刘少奇“区别对待”。他还当面吹捧林彪：“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够肉麻的！
１９７２年８月，他在江西流放地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后，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对林彪“十分气愤”，同时也表示对自己的错误“永不翻案”，希望安排工作。一句“永不翻案”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返京复出。“白猫”逮住了大耗子。但邓小平毕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毛发觉“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又把邓再次打倒。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梅开二度，也是源于向华国锋的检讨。他说：“全心全意拥护华主席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可以保证中国至少有１５年到２０年的稳定时期平安而胜利地踏入第２１世纪”。邓小平再次复出，恢复“三副一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黑猫”又逮住了大耗子。结果，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当了不到４年，就被邓小平赶下了台。
◇ 毛主席对冯友兰迟到的关怀
北大校园里盛传“毛主席派李讷登门拜访冯友兰来了”。传说不实，但可见众人眼里毛主席对冯友兰何其关怀。事实是，毛主席派谢静宜问候冯友兰。还问：“冯友兰有没有足够的地方放书？”谢静宜立即向北大的军宣队传达。
１９５７年，冯友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住的房子太小，书摆不开，有时候明知道自己有那本书，可是还得跑图书馆。”大概毛主席看到了，可能还记住了，所以１０多年后，需要冯友兰的时候，特此垂询。毛不知道，１９５７年提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文革中又出了新问题。
１９５７年的时候，冯友兰住在燕南园５４号。燕南园（还有燕东园）是原燕京大学和今北京大学的教授住宅小区，从５０号到６６号，均为一幢一幢中西合璧的院落，园中有圆明园总管所立的两通高大的“花匠碑”〔７０〕，环境优雅，古意盎然。园中住的都是当代的知识精英。有的大学生誓言“奋斗二十年，住进燕南园”，作为人生抱负。
冯友兰嫌房子太小。北大的校长、副校长占了燕南园的几套大房子。６３号是校长马寅初〔７１〕的住宅。他在城内东总布胡同３２号有一幢花园洋房，住在北大的日子不多。燕南园５７号是副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７２〕的住宅。５８号是副校长汤用彤〔７３〕的住宅。汤用彤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汤一介继承。文革初期，汤一介被打成“黑帮”。他家与冯友兰家毗连，校外来人揪斗冯友兰时，常常把他拉出来陪斗，因此他自愿搬到中关园的平民区避风。
江隆基看到冯友兰的牢骚后，非但没有把他打成右派，而且主动提出两家住宅对调，江隆基一家搬到５４号，冯友兰一家搬到５７号，实际上江家的常住人口比冯家还要多。江隆基是一位懂得教育、爱护知识分子的共产党领导人。１９５７年６月８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反右派的信号弹以后，直到９月初新学期开学，北大的右派分子只抓了５０多人，按当时的说法，都是“自己跳出来”的。江隆基被彭真指责为右倾，派陆平〔７４〕到北大来纠偏。到１９５７年底，又抓了右派分子５００多人，都是“深挖”出来的。１９５８年１月，根据彭真的指示，还要“补课”，再抓１００余人。最后公布的右派分子总数是６９９人，多出１４倍。（１９８０年，为右派分子改正时，处理了７１６人。实际尚不止此数。当时找不到人、又无家属申诉的，属于“不需要处理”一类。还有“内定右派”“实质右派”“漏网右派”，实际上享受了右派待遇，而又无帽可摘、无反可平。右派总人数应在８００—９００人之间。按当时的在校人数，比例超过１０％。）北大走上了左倾的道路。实事求是地说，陆平是个能干人，做起报告来比江隆基吸引人。但在左倾的潮流下，越能干越“左”。周培源对他的评价是“三乱”：“乱说，乱批，乱搞。”
冯友兰在城内也有一所大房子，地址是什刹海旁的白米斜街１１号。此处原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府邸。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张之洞的后人售予冯友兰。冯自居后院，将前院出租，租客都是文化人，出人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周培源一家住燕南园５６号。后来虽然当了校长，并没有搬进大房子。
文革前，北大教授的住所比较宽敞，而年轻教师结婚多年依然住集体宿舍。文革中，教授们有的自愿、有的被迫让出一两间，让年轻教师搬进去住。也有年轻教师和职工破门而入擅自占领的。冯友兰家最多时入住了６对年轻夫妇，可见房间之多。毛主席发话后，冯家倒没有什么表示，可恨的是北大军宣队的头头，限时限刻命他们立即搬出。
毛主席还有指示：要北大领导为冯友兰配备一名助手，帮他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１９４９年，冯友兰给毛主席写信后，心中不满：“……更使我失望的是，主席没有回答我重新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好了，２０多年后表达迟到的关怀。军宣队忙乱一阵，毫无头绪。因为他们既没有学问，又不认识有学问的人，只好请众人提名单。汤一介推荐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孙长江。文革中，人民大学被撤销，一部分人转来北大，一部分人在家赋闲。孙正是赋闲者。军宣队向从人大转来北大的教师李德良、秦锡瑜〔７５〕征求意见，问：“孙长江这个人怎么样？”他们回答说：他是郭罗基式的人物。孙长江就是人民大学的郭罗基，郭罗基就是北京大学的孙长江。军宣队一听就明白了，别的不用说了。此议告吹。
文革前，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一位年轻教师，名庄卬，曾为冯友兰的助手。冯交给庄卬的任务是找马、恩、列、斯、毛的语录，贴在他的书稿的相应段落。冯友兰自诩，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庄卬从书堆里找出来、贴上去的。文革中，庄卬跟着迟群发达去了，当上了迟的秘书。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太卖命，不到４０岁就死了。冯友兰很痛惜，他早就想找一个庄卬的接班人。孙长江如果是“郭罗基式的人物”，我想，他决不会担当庄卬的任务，帮冯友兰涂脂抹粉，把他打扮成“马克思主义水平上”的哲学家。后来，孙长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定稿者。此时，孙长江和郭罗基互不相识；粉碎“四人帮”后，彼此都“但愿一识韩荆州”。“郭罗基式的人物”孙长江和“孙长江式的人物”郭罗基成为至交。
军宣队没有为冯友兰找到合适的助手，冯友兰自己找了一个，他是１９４９年毕业的老清华哲学系的学生涂又光〔７６〕。涂又光比庄卬有学问，成就了冯友兰晚年的著述。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说：“余亦届耄耋，耳目丧失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除了四、五、六章外，皆余所口述，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涂生又光笔受之，于书之完成，其功宏矣，书此志谢。”〔７７〕写下这番话是１９８１年１１月。从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９０年逝世，冯友兰几乎耳聋眼瞎。他自己说，著书是靠“反刍”，闭着眼睛咀嚼以往学过的东西。所谓“口述”，冯友兰不过说个写作意图，写作意图也只是大概。查阅资料，书写成文，都是涂又光的事。得初稿，涂又光反过来“口述”给他听。实际上，涂又光不是“笔受之”，而是合作者。涂还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英语）译成汉语，译文较赵复三的译本为优，是经冯友兰本人认可的。冯友兰去世后，涂又将冯友兰的著作编纂成《三松堂全集》，共１４卷。冯友兰本人和冯友兰家人，对涂又光的贡献均估量不足，而涂又光则人不知而不愠。
注释：
〔４０〕《毛泽东选集》，第二卷，５３４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４１〕《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二卷（１６０￣１６１页，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１９９３）。
〔４２〕《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二卷（１８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４３〕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５１卷，３８０页，香港，润东出版社，２０１３。江青在１月２５日大会上念过此诗。《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说，他当面问过毛，毛说：“我没有写这样的诗。不知道是从何而来。郭老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也不至于此。”（１４０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张耀祠此说没有旁证。所说“也不至于此”与事实不符，后来的《读〈封建论〉呈郭老》是与此诗相呼应的。
〔４４〕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５１卷，３９０页，香港，润东出版社，２０１３。
〔４５〕同上，３９３页。
〔４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下册，９００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
〔４７〕《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６０７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８〕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５１卷，４１２页，香港，润东出版社，２０１３。
〔４９〕封建制的原意是分封建邦制，分封诸侯，建立邦国，藩屏天子，以天子为共主。近代西学东渐后，中国人将欧洲前资本主义的中世纪社会形态Feudal System，Feudalism译作封建制、封建主义。Feudal，Feudalism的词根feud是采邑，取其表面相似之处译作“封建”，其实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形态与中国周朝的社会形态大不相同。“封建”一词，翻译虽不确切，但在流传中已经具有与“分封建邦”不同的含义，成为同一词语表达的具有不同内涵的不同概念。一个概念是作为政权形式的封建，封建制与郡县制相对；一个概念是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封建制与奴隶制、资本主义制有别。“反帝反封建”的“反封建”，当然不是反对“分封建邦”。有人说：“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实行中央集权的第一帝国，它以郡县制废除了封建制。……秦汉以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是君主制度，但并不是所谓＇封建制度＇。……”（见何新的《中国古代史有待重新审视》）还有人说：“究竟是谁＇推翻了三座大山＇？就需要正本清源地告诉读者：——‘封建主义’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帝国主义’就是帝王制，是被孙中山推翻的；——‘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见易中天的《重写中华文明史》）这些自作聪明的人，以为有了重大发现，还要“正本清源地告诉读者”，只不过犯了一个简单的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混淆了作为政权形式的封建与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
〔５０〕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２００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下册９０１页的引文，删去了“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两句，而且不打删节号。既然“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称“我”是秦始皇是捧我，怎么成了“骂我”？这两句话是矛盾的，删去了为毛泽东遮丑。
〔５１〕杨荣国（１９０７—１９７８年），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上海群治大学。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１９４６年７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狱中继续研究，后来出版了代表作《中国古代思想史》。１９４９年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院系调整后，入中山大学，任历史系主任。１９５６年公开党员身份，当选为中山大学党委委员、常委。院系调整时，全国调整到只有一个哲学系，属北京大学，其他大学的哲学系都被撤销。１９６０年，中山大学恢复哲学系，杨荣国任主任。
〔５２〕《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下册，９０１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
〔５３〕名义上是“复旦大学学报”，它的编辑部设在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内，实际上是该写作组的机关刊物。
〔５４〕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化名之一，见以下“罗思鼎”注。
〔５５〕由康生控制的、以赵纪彬为顾问的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的化名，首见于１９７２年的《红旗》杂志，主要成员有武葆华、张载伦、杨福云、黄允升等，还用过“汤啸”“辛风”“学泽”“唐拓”等化名。从１９７３年９月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唐晓文”发表了５０多篇文章。江青对“唐晓文”视同“梁效”。１９７３年６月的天津之行，江青说：“我带的不止是两校，是三校，还有党校。”
〔５６〕“螺丝钉”的谐音，取义于雷锋的“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原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朱永嘉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与几个青年教师共用的笔名，朱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以后沿用之。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是１９７１年７月正式成立的，由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遥控。所属各写作小组还用过“丁学雷”（驻地是丁香花园，意为在丁香花园学雷锋）、“石一歌”（包括余秋雨等１１人）、“康立”“石仑”“史锋”等众多化名。从１９７３年９月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１５６篇文章。他们除了在中央报刊上发表文章，还直接控制《学习与批判》（复旦大学学报）、《朝霞》《教育实践》等刊物。
〔５７〕《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中发〔１９７７〕３７号，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３日。
〔５８〕《文汇报》，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８日。
〔５９〕张岱年（１９０９—２００４年），字季同，河北献县人。胞兄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介绍周恩来入党。张岱年本人于１９８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３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同年应聘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助教。１９３６年写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是他的代表作。抗战期间，清华南迁，他滞留北平，闭门著书。１９４６年回清华。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为副教授、教授。７０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成立，被推举为会长。
〔６０〕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１４卷，６３６页。
〔６１〕《毛泽东书信选集》，３４４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５９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收信人冯友兰收入《三松堂全集》，见第１４卷６３７页。
〔６２〕冯友兰：《冯友兰自述》，１５０￣１５１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３〕冯友兰：《冯友兰自述》，１５１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４〕宗璞：《冯友兰之女撰文洗冤：父亲从未写诗吹捧江青》，人民网－文史频道。
〔６５〕后来杨荣国在各地做报告，也不得不谈林彪了：“这次，我在北京参观了林贼的黑窝子，……他大肆宣扬孔孟之道，把孔子、孟子的言论都贴在墙上。对孔子谈孝的地方一大段、一大段摘抄下来。可见他要搞法西斯政变，就要宣扬孔孟之道，一旦政变成功，就要大肆贩卖孔孟哲学，所以我们要认识批孔重大意义和深远意义。”（《批判孔子报告》，２页，中共保定地委宣传部，１９７４年。转引自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的最后革命》，３７１页，香港，星克尔出版，２００９。）
〔６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４９０页，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６７〕１９６９年３月，毛泽东派８３４１部队（中央警卫团）进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新华印刷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针织总厂、北郊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化工三厂。从此“六厂二校”号称“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北大、清华“二校”及大批判组，实际由迟群、谢静宜控制。迟群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二人同时又都是北大党委常委。迟群（１９３２—１９８３年），山东乳山人，初中文化程度，８３４１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上尉军衔。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斗死了教育部长周荣鑫，取而代之。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与“四人帮”同时被逮捕；１９８３年，被判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４年，同年死于癌症。谢静宜（１９３５—２０１６年），河南商丘人。１９５３年毕业于中央军委的长春机要学校（相当于中专）。１９５９年任毛泽东的机要员。文革中，官至北京市委书记、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因为她可与毛泽东近身，是通天人物，她的实权远远超过公开职务。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谢静宜与“四人帮”同时被逮捕，法院宣布“因坦白认罪较好，免予起诉”。时人合称“迟谢”，两人的罪行差不多，何以同罪不同罚？以至于官方指定的辩护律师为迟群辩护时都表示不服：“我认为谢静宜在迟群的整个犯罪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某些重要犯罪意图，＇四人帮＇都是通过谢静宜转达给迟群的。如＇３·２６＇围攻诬陷邓小平，就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传达的，去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也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布置的。”李志绥的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到１９７１年８月时，毛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极点。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的丈夫小苏（苏延勋）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通过谢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小苏要毛注意。毛决心南巡，乘南巡的机会和大军区的领导人及省的领导人打招呼。”（《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５１２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４。）也许算作谢静宜的立功表现？但法庭没有宣布。不仅如此，谢静宜后来还发表、出版了《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等著作，好像没事人一样。不知何故？
〔６８〕地址是北京市西皇城根北街毛家湾１号。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此地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的府邸。林彪当上国防部长后迁来，大肆翻修扩建，占地面积达１。９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１万多平方米。
〔６９〕这是我当时听北大军宣队的人讲的，符合谢静宜的水平。后来她却改口说，向毛主席报告“林彪有孔孟之道的言论”，显得有毛主席的水平了。
〔７０〕司徒雷登建燕京大学时，从圆明园废墟移来。同时移来的还有西校门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办公楼门口的一对石麒麟、办公楼前草坪上的一对华表（另一对华表被移至文津街北京图书馆。操作人员没有学问，搞错了，这两处华表都不成对，但外行看不出来）、未名湖岛亭的石桥、湖边的石鱼，均为精美的艺术品。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在圆明园放了一把火，但圆明园是彻底毁于中国人自己之手。几十年中，附近农民盖房子、垒猪圈都到圆明园去就地取材。张作霖还拉走三车皮石材到东北为自己造陵墓。
〔７１〕马寅初（１８８２—１９８２年），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人。早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１９１５年回国，曾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因痛斥国民党的腐败，矛头直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１９４０年被捕，羁押在贵州息烽、江西上饶。１９４２年出狱，仍被软禁在重庆歌乐山。１９４６年，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马寅初拍案而起，在赴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演讲声援民主运动前，写下了遗嘱。演讲中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并说：“在场的一定有国民党特务，你们来吧，朝我胸膛开枪吧。”他是一位英勇的民主斗士。１９４９年后任浙江大学校长，在全国率先建立“政治课委员会”。同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１年４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向中共中央建议开展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９月以后，思想改造运动开始。１９５８年，针对大跃进的狂热，马寅初主张国民经济必须综合平衡，提出“团团转”理论。他还主张，计划经济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提出“新人口论”。１９５９年，在康生的指使下，北京大学对他的“团团转”理论和“新人口论”进行批判，并扩大到全国范围的声讨。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公开表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他又是一位无畏的真理卫士。１９６０年１月，马寅初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２０年后，在平反冤假错案时期，推翻了对他的批判。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４日，北京大学召开会议，宣布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教育部任命他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他幸而高寿，多年沉冤，一朝湔雪。但他对往事已一概忘却。１９８０年，我代表周培源校长去看望他。他问我：“你从哪里来？”我说：“从北京大学来。”他说：“北京大学，兄弟去过。”他的第一人称不说“我”，总是说“兄弟”。他当过北京大学校长自己都不记得了。１９８２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国策”，宣告马寅初的胜利。
〔７２〕江隆基（１９０５—１９６６年），字盘安，又名泮庵，生于陕西省西乡县丰东乡白杨沟村。１９２５年入北京大学。１９２７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１９２９年９月留学日本，入明治大学，同年，因抗议日军的侵华罪行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１９３０年任中国社会科学联合会执行委员。１９３１年留学德国，入柏林大学经济系，任旅德旅欧华侨反帝大同盟书记。１９３６年回国，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两次被捕。１９３８年后历任陕北公学副教务长、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延安大学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１９５０年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１９５２年１０月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反右运动中，江隆基被指责为“右倾”，经两个多月的批判后，１９５９年１月，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文革中，他被甘肃省委抛出来。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５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被学生殴打致死。１９７８年４月，在胡耀邦的督促下，中共甘肃省委为其彻底平反昭雪，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７３〕汤用彤（１８９３—１９６４年），字锡予，湖北黄梅人。１９１６年，毕业于清华学校。１９１８年，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２年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１９２７年改称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１９２５年任系主任。１９２６年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１９２７年，又回中央大学（１９４９年后更名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系主任。１９３１年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系主任。１９３８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教育系主任。１９４５年，任西南联大文学院代理院长。１９４６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１９４８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汤用彤被南京政府列入“抢救”南下的名单，他坚守不去。胡适到南京后，写信劝说，并送机票两张，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１９４９年１月，兵荒马乱之际，汤用彤被推选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以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１９５５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汤用彤对中国佛教史的梳理，对魏晋玄学的开掘，受到学界的推崇，代表作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
〔７４〕陆平（１９１４—２００２年），原名刘志贤，又名卢荻，吉林长春人。１９３３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１９３４—１９３７年在北京大学教育系学习，任北京大学学生会执委、北平市学联执委，积极投入“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时期，担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部组织部长、华北队部队长，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冀察热辽区党委秘书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军区政治部主任、华北野战军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１９４９年后，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委、青工部长，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兼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铁道工委书记。１９５２年１２月任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原中长铁路管辖范围）局长兼党委书记。１９５４年任铁道部副部长。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８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１０月２６日被任命为北大党委第一书记。马寅初“辞职”后，１９６０年３月，陆平任校长。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毛泽东批发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７人的大字报，北大党委成了“黑帮”；６月４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北京新市委决定，撤销陆平的一切职务。１９７５年７月，陆平重新工作，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后改为航天部）副部长、部党组副书记。１９８３年６月后历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教育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７５〕李是哲学系革委会副主任，秦是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原北大哲学系的矛盾复杂，但矛盾双方都有反党委的前科，故军宣队一律不用，重用这两个外来和尚。工农兵学员给李德良取了一个外号，叫作“汤司令”。我不解其意，询之。他们反问：“你看过电影《地道战》没有？”“看过呀。”“那里面是不是有个汤司令？”我恍然大悟。那个汤司令是伪军司令，给老百姓训话，讲一句就回头看看皇军的脸色。李德良在全系大会上讲话，讲一句就回头看看军宣队、工宣队的脸色，活脱脱一个“汤司令”。
〔７６〕涂又光（１９２７—２０１２年），河南光山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在先秦哲学和中国教育史研究方面颇多成就，着有《楚国哲学史》《中国高等教育史论》等。
〔７７〕冯友兰：《冯友兰自述》，２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未完待续）
□ 来源：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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