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平：“当代孔子”批判古代孔子的一出闹剧
罗 治：风风雨雨话当年
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选载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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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五四）·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二二期（zk2407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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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七月九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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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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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当代孔子”批判古代孔子的一出闹剧 胡 平
【生逢乱世】 风风雨雨话当年 罗 治
【往事非烟】 “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选载之七） 范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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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当代孔子”批判古代孔子的一出闹剧
——读郭罗基教授新著《“梁效”顾问冯友兰》
·胡 平·
余英时先生尝言：“如金岳霖、朱光潜、冯友兰等在中西哲学有很高造诣的学人，在中共政权面前竟然都变成了甘心认罪的‘思想囚犯’，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难索解的一页。”
尤其是有“当代孔子”之称的冯友兰，在毛泽东于１９７３年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时，竟主动请缨，对“古代孔子”口诛笔伐，更是令人惊诧莫名。
郭罗基先生这本《“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第一版）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最难索解的问题。
郭罗基说，他本来打算写两本书，一本是《冯友兰在文革中》，一本是《“梁效”的兴亡》，后来考虑到这两本书内容交集重合处甚多，不如将两者合一。
提起“梁效”，现在很多人恐怕都很生疏了，在当年可是大名鼎鼎。“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的笔名，在“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里名列第一，曾经独霸文坛，主导舆论。由于梁效的文章常常最先传达“圣意”，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在显赫位置先后转载，这就是当时人说的“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
诚如郭罗基所言，他是有资格评论冯友兰和“梁效”的。因为郭罗基和冯友兰同为北大哲学系教授，同事长达二十多年，对冯友兰有切近的观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郭罗基勇反潮流，批冯友兰批“梁效”。“四人帮”垮台后，郭罗基得以翻身，被哲学系师生推举为揭批“四人帮”与“梁效”的领导小组组长，积累和保存了一大批审查“梁效”、审查北大“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材料和内部文件。亲身经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作者非凡的眼光与见识，使得这本厚达４００多页的书，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冯友兰与“梁效”的必读之作。
◇ 十年文革分为前后两段
郭罗基写冯友兰，是放在文革这个大历史之中。郭罗基对文革别有洞见。他把十年文革（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分为前后两段，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的林彪事件是文革分水岭，前后恰好都是五年。“前期的主题是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后期的主题是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批倒批臭刘少奇的时候，拉来一个外国人赫鲁晓夫做陪练；批倒批臭林彪的时候，又拉来一个古人孔子做陪练。前期，文革冲天而起，高歌猛进；后期，文革盘桓回旋，不知所终。就毛泽东本人的动机来说，却是前后一以贯之。十年之中，有一半的时间是用来为文革辩护，防止被人所否定。这就是‘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任务”。（郭著，第６０－６１页，以下同）
按照郭罗基，十年文革，前五年这一段是推行文革，后五年这一段是保卫文革。九一三林彪事件标志著文革在理论上的破产和在实践上的失败。林彪事件给毛泽东沉重打击。林彪事件后，朝野上下都要求批极左。批极左就是批文革。尽管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都竭力强调林彪的实质是极右，毛本人也说林彪是极右，但是这种说法太没有说服力。林彪明明是极左，怎么会是“极右”？批起来理不直气不壮。在这样的困境下，经过一年多的试探和酝酿，毛泽东终于找出一条突围之道，那就是把林彪和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挂上钩。
在清理林彪住处毛家湾时，抄出了林彪让人摘抄的语录、读史心得卡片和条幅，其中有孔子语录孟子语录；在林彪的卧室墙上挂的和在一个瓷缸里找到林彪书写的一个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毛派如获至宝，断言“这就是林彪尊孔的铁证！”并进而判定：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还不是极右？郭罗基写到：“大策略家毛泽东将‘批林’从批极左扭到批极右，办法就是‘批林’又‘批孔’，坐实林彪的极右。于是，‘批林整风’运动转为‘批林批孔’运动。”（第８０页）
另外，《“五七一工程”纪要》把毛泽东称为“当代的秦始皇”，而毛泽东又常常以秦始皇自比。于是就引出了中国历史上儒家与法家两条路线的斗争，法家代表革新，代表前进，儒家代表复辟，代表倒退。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８日，中共中央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一号文件发出。中共中央的通知写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会有很大帮助”。并强调“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于是乎，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张。
郭罗基进一步指出：“‘批孔’为‘批林’服务是为了肯定林彪的‘极右实质’；肯定林彪的‘极右实质’，本来就不是为了批林，而是防止否定文革。在毛身后，有资格否定文革的只能是周恩来。故‘批林批孔’实际上是‘批周公’”。（第８１页）还有，为了批孔反儒，就要抬举法家；两千年的中国史被写成了儒家与法家的斗争史。法家人物备受肯定，吕后、武则天都被列入法家；于是又引出了女人也能当皇帝的话题，再进而引出江青要当女皇以及一些人吹捧江青和劝进江青登大位的话题。
郭罗基对文革分期的论述，既新颖又精辟。借用这种观点看文革，不但有助于我们对十年文革的整体把握，尤其有助于我们了解批林批孔运动的来龙去脉。
◇ 不是迫于压力，而是主动请缨
郭罗基写道：“冯友兰时来运转是在１９７３年。在文革前期，他作为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反动学术权威’，戏剧性地摇身一变，成了后期‘批林批孔’的革命权威”。（第６０页）
冯友兰当“梁效”顾问这段历史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这里有个问题很关键，那就是，冯友兰是怎么上的“梁效”这只贼船？
冯友兰之女宗璞后来解释说：“进‘梁效’也算是北大党委来调动的，这是组织调动，能不去吗？不仅我父亲，其他‘梁效’的人大家也应该理解。一来没法拒绝，二来那时候认为是党的信任，是很光荣的。”（第４００页）还有一些人也说，冯友兰进“梁效”是在压力下被迫的。
郭罗基说这完全不符合事实。郭罗基引用《冯友兰自述》（２００４年出版）。冯友兰说：“１９７３年，批林运动转向批林批孔运动，批孔还要批尊孔。当时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我写了两篇发言稿。”（第９１页）郭罗基写到，可见，冯友兰的转变并非被迫，而是迎合，是主动请缨。
冯友兰这两篇发言稿随即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７３年第４期。毛泽东听说了，马上就要看，还略作修改，然后就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还加上了编者按。在这两篇文章中，冯友兰批判孔子，并对自己过去的尊孔思想自我批判，更重要的是，冯友兰不是就孔子批孔子，而是紧跟现实政治，把批孔和批刘少奇批林彪相联系，把近代史上的恶人坏人说成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一脉相承。冯友兰表态：“我年近八十，在过去搞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现在还能看见这个伟大的革命，这是很大的幸福。不但能看见，而且还能参加，这是更大的幸福。”（第９１－９３页）
在这一点上，冯友兰不同于当时另外两个批判孔子的学者，一个是广州中山大学的老学者杨荣国，另一个是武汉华中师范学院的青年教师冯天瑜。杨荣国和冯天瑜本来就是反孔批孔的。冯友兰既然早就以尊孔著称于世，而且名气远比杨荣国、冯天瑜大，现在转为反孔批孔，而且还能领会领袖意图，紧密联系现实，无怪乎后来居上，成了当红的批林批孔明星。其后不久，毛泽东指名让冯友兰参加批林批孔。接下来，“梁效”成立，冯友兰当上顾问，就这样上了贼船。
回顾这段过程，不能说没有被迫的成份。如果不是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如果不是冯友兰担心自己作为尊孔的典型又成为众矢之的，冯友兰也不至于写那两篇批孔的文章。不过话又说回来，文革走到１９７３年，其力道已大不如前。在这时，唱反调依然有很大风险，但保持沉默或敷衍应付已经没多大麻烦了。尤其是冯友兰。１９６８年秋，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专门提到冯友兰。毛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由此可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如果冯友兰不主动请缨，或者就算身不由己上了贼船，但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应该说是不会有多大麻烦的，因此也是不难做到的。偏偏冯友兰很主动很积极，跟风跟得很紧，写了大量诗文，包括迎合江青，写诗赞扬吕后赞扬武则天；１９７６年四五运动被当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予以镇压，冯友兰马上就写了一首长诗“天安门广场几个苍蝇碰壁”。
“梁效”顾问冯友兰做得太过，走得太远。用“上当受骗”或“迫于压力”是无法为之辩解的。文革后，冯友兰自己也检讨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三松堂自序》，１９８４年）
◇ 从应帝王到迎帝王
郭罗基用“一生文章应帝王”一语，解读冯友兰的为人和文学。“应帝王”本是《庄子》内篇第七的篇名。冯友兰在阐述新生活方法论的《新世训》（首次出版于１９４０年）一书的最后一章名为“应帝王”。冯友兰的“应帝王”，意思就是教人怎样为帝王，给帝王出主意，向帝王进言，做王者师。
在蒋介石时代，冯友兰一度近乎为王者师。郭罗基写到，抗战期间，蒋介石对冯友兰优礼有加，常请吃饭，请他到中央训练团讲学，学员都是文武大臣大官大将。１９４４年，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国民党区党部起草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要求改革政治实行宪政。蒋介石看后为之掉泪并回信赞赏不已；后来冯友兰到重庆，向蒋介石献策，说要抵制马克思主义最好是提倡正统哲学。１９４５年，冯友兰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坐在蒋介石身旁。蒋介石口口声声称他为老师。蒋介石对他说：“大会要选你为中央委员。”冯友兰表示：“愿为青年导师，当了中央委员对青年讲话就不方便了。”
可是到了毛泽东时代，情况就不一样了。冯友兰还想应帝王，但正如郭罗基所说，“应了蒋帝王，再应毛帝王，总是不大自然”。（第２页）这和历史上改朝换代之际，有的士人改换效忠对象的情况还不一样。那些人只是改换了进言的对象，但是进言的那些道理大体上是没变的。然而从蒋时代到毛时代，是价值观的大翻转。冯友兰那套大道理，合蒋介石的口味，和毛泽东却格格不入。再加上早先当过蒋介石国师这段历史在“新社会”成了巨大的负资产，因此，为了再应毛帝王，甚至仅仅为了自保，冯友兰也必须先彻底否定自己，否定自己原来那一套大道理。于是，应帝王就成了迎（合）帝王。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共开国大典后，很多知名人士给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冯友兰也写了一封，大意说：我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很快回了信。信中写道：“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毛泽东对那些在他登基后才写效忠信的知名人士恐怕大都不信任，但是像给冯友兰的回信那样，明白写到“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想来也是极个别。这说明毛对冯友兰格外不信任。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３年，冯友兰不知写过多少效忠信、悔罪书，但一直未被毛接纳。
那么，冯友兰是否如他信上所说，真心认为他过去的思想是“错误的、反动的”，真心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真理呢？那倒未必。不过他确实已然失去了自信。面对一个庞大的、靠武力取胜的独占性权力，面对一场场残酷的杀一儆百、杀鸡吓猴的政治运动，面对席卷了小半个世界的红色浪潮，面对共产党那套包罗万象、以最新科学自居的意识形态以及众口一词、众口铄金的“舆论一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只是缺少勇气，而且缺少底气，即缺少单独的立场，缺少独立的、足以和官方相抗衡的精神资源或曰精神支柱，因而到头来自己都以为自己真是“错误的、反动的”，至少也是陷入迷茫，陷入自我怀疑，失去了自信。
冯友兰在效忠信里说，他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对学者而言，我言说，故我存在。学者需要讲台，而讲台又被共产党垄断。除非你顺着党的意思讲，否则就不让你上讲台，这就等于抹煞你的存在。北大哲学系有一位“海归”教授洪谦先生，是２０世纪西方哲学重要流派维也纳学派唯一的中国成员，在整个毛时代译而不作。如他的夫人何玉贞女士所说：“洪先生回国如同‘隐居’，基本上他没有写文章。”——既然你不准我照我的想法去作，我又不肯照你的想法去作，所以我就译而不作。冯友兰不肯忍受这样的“隐居”。他之所以向毛泽东效忠，表示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想上讲台，显示存在。
郭罗基在书中写道，１９８０年，梁漱溟和美国学者艾恺交谈，谈到冯友兰。梁漱溟说，冯友兰“不是那么本着自己相信的道理，很忠实，不随风转舵，不，他有点像玩世不恭。”艾恺说：“其实这一点我们西方研究中国的人都是公认的。”（第２０１页）
是的，冯友兰确实是玩世不恭，或曰犬儒（cynical），也就是什么都不信。冯友兰其实并不相信共产党和毛泽东。例如在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发动整风，号召党外人士和群众给共产党提意见。不管北大党委统战部怎样动员，冯友兰就是按兵不动，一条意见都没提。后来冯友兰承认：“在反右运动中，我是蒙混过关的。”可见他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并不相信。
冯友兰躲得过反右，却躲不过文革。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冯友兰以及一大批专家教授，和走资派即老干部们一道，挨批斗、关牛棚，饱受折磨。在北大举行的万人批判大会上，“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站在台上挨批斗，大多数被批斗者都很痛苦，只有冯友兰面无表情，好像在练马步功。批斗之后，他就做一套自创的健身运动，活络筋骨，以矫喷气式之僵直。文革中，北大不少人自杀，包括历史系教授翦伯赞。前面提到，毛泽东在１９６８年秋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点了冯友兰和翦伯赞的名，说“这些人是有用的”。翦伯赞没等到听传达就自杀了。北大军宣队唯恐冯友兰也自杀，特地派人对冯友兰，你可不要自杀啊。冯友兰答：“我决不自杀，自杀不是人！”汤一介先生说，文革后我问冯先生，当时几乎每天批判你，你是怎样想的？冯友兰说：“当时我什么也没听见，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第１９－２０页）
郭罗基说，“冯友兰真是唯心主义到家了，他对于批斗、抄家，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第１９－２０页）你把侮辱当作侮辱，那就是侮辱，你不把侮辱当作侮辱，只当耳边风，那就不是侮辱了，那就没事了。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说她父亲“身上有仙气，就是万事想得开”。（第２１页）
所谓万事想得开，把万事都不当回事，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所执，是基于一种高度的道义信念，居高临下，视世俗荣辱为无物；另一种是无所执，是玩世不恭。在玩世不恭者那里，万事想得开，万事不当回事，是把道义原则也一并想得开，一并不当回事的；所谓万事皆空，是把真理、道义也视为空的。在古希腊，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后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视世俗的观念但却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这就引出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不得的。于是乎，当不公不义的利益来到面前时，他也可以没有什么心理障碍的拿将过来。如果没有当“梁效”顾问这件事，冯友兰的玩世不恭还展示出它超脱的一面；可是有了当“梁效”顾问这件事，冯友兰的玩世不恭就展示出它堕落的一面了。
◇ 关于作者的二三事
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讲过一段故事。“六四”后，组织上对他做出处分决定，需要他本人签字。他想来想去，最后写到：“组织上服从，思想上有保留。”于是过了关。后来朱学勤听他一位朋友说他在他的处分决定上就写了三个字：“知道了。”朱学勤大为佩服，特别后悔，恨不得再来一次。
读《“梁效”顾问冯友兰》这本书，我才知道，“知道了”这段故事的版权，原来在郭罗基这里。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去世，当局展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３月４日，北大召开全校大会，而后要求人人表态，谁不表态就同谁进行“大辩论”，实际上是围攻。当时郭罗基因病住院，哲学系工宣队拿著文件到病床前向他传达，要他表态。郭罗基就说了三个字：“知道了。”工宣队问：“没有了？”郭说“没有了”。工宣队传出去说，郭罗基对“批邓”的表态只有三个字“知道了”。一个批邓的积极分子对工宣队说：“郭罗基讲的‘知道了’这三个字是有来历的，你们知道吗？”“什么来历？”“过去皇上批奏折就是用这三个字。”工宣队恨恨地说：“郭罗基这家伙反动透顶！”（第２４３页）
在北大，郭罗基的硬气，全校闻名。文革十年，郭罗基始终身处风口浪尖，期间多次挨批受压，但从不曾认错检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北大仅有两人坚持不表态，不批邓。一位是北大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另一位就是郭罗基。
“四人帮”垮台后，郭罗基意气风发，先后在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鼓吹思想解放，力倡言论自由。１９７９年１１月，郭罗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严词批判因言治罪。本来这篇文章是早就写好的，但人民日报直到１１月才发表，恰恰是在对魏京生的所谓审判刚刚结束的敏感时刻，正好戳到邓小平的痛处。郭罗基的宏文不胫而走，而郭罗基的名字从此被邓小平等打入另册。其后当局下调令将郭罗基逐出北京，调至南京大学。八九民运爆发，郭罗基积极参与；“六四”后受到整肃，郭罗基状告国家教委，开中共治下公民依法维权之首例。１９９２年，郭罗基应纽约科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讲学访问，旋即被当局列入黑名单禁止回国，流亡美国至今。在流亡中，郭罗基一方面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一方面著书撰文，以８７岁的高龄完成了这本《“梁效”顾问冯友兰》。我写下这篇书评，谨以此表达对郭罗基先生的崇高敬意。
□ 原载《明报月刊》２０２２年１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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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风风雨雨话当年
·罗 治·
我出生在郑州，上小学时来到北京，１９６１年考入师大女附中初中。
◇ 原来我们的爸爸妈妈不一样
一进学校我就听说，某某同学在暑假刚刚和爸爸妈妈一起到北戴河疗养，某某同学寒假还要到广州从化温泉玩呢。而我，除了家门就是校门，哪儿也没去过。又听说谁谁曾给毛主席、西哈努克献过花，谁谁就是招贴画“我们爱和平”中的小女孩原型。我自认为自己唱歌还不错，可是班里不少同学都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过建国十周年演出，我除了在妈妈学校的礼堂里扮演过出场两分钟的小女孩外什么也没参加过。同学们说着天南海北的时候，我经常是大眼瞪小眼，只有听的份儿。
因为我家住石景山，离学校太远，所以我申请住校。住了校我才知道，原来有些同学是这样生活的：夏天盖的是毛巾被，春秋是夹被，冬天是厚被子加毛毯。而我由于家庭困难，学校批准我和上女附中高二年级的姐姐住在一起，两人只有一床被子——晚上我们睡通腿。妈妈对此很感谢学校的安排。那时我还没有感觉到所谓“贵族女校”对我们的歧视，只是觉得自己跟同学们一比，怎么那么寒酸？我自打上了女附中后就倍感压抑，我在小学时的优越感在这里荡然无存，不仅胳膊上戴的大队长符号没了，见识短、条件差、生活窘迫的感觉无时不压在心头。
慢慢地我终于悟到，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爸爸妈妈不一样。
不少同学生活那么优越，因为她们的爸爸妈妈在政府部门或军队当干部，她们的出身叫“革命干部”或“革命军人”。而我在班里从来不愿提及我的爸爸。我爸爸在１９５５年“肃反”中，因受同乡国民党特务头子的牵连入狱，后来在狱中复发严重的精神病，半年后保外就医。我从哥哥姐姐传给我的要交给组织的材料中得知，他的病根是在１９４１年国民党抓捕疑为共产党员的爸爸时（实际上这时他已脱党，河南省的党组织认为他在党外更便于为党工作），党组织命人给他通风报信，让他只身一人在黑暗的红薯窖中躲藏数日落下的顽疾。但我也知道爸爸虽然１９２４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但后来脱党，之后为了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又与国民党发生了联系……总之爸爸的历史复杂，因此我的出身算“杀关管“人员，当然比黑五类还坏。爸爸从监狱出来后，派出所的警察经常光顾我家，他们看我爸爸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从小见了警察就害怕。
１９６０年我家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我肚子老饿，爸爸到周围农田捡些挖剩下的红薯尾子和菜叶什么的给我们吃。妈妈总和爸爸争吵，但我爱爸爸，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不觉得爸爸是坏人。他就把我当作知己，经常拉着我的手说“二几年”在家乡安徽省金寨县的什么山头开了什么会；“三几年”在河南南阳搞乡村教育，那里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全中国都很有名；“四几年”通过当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的同乡救了共产党的谁谁，如今他们在哪儿当书记、省长。我哥哥听了经常反驳爸爸，但我从不回嘴，因为我不懂得那些事，只知道爸爸说了也改变不了他的身份，改变不了我们家的境况。
就在１９６０年的国庆节，爸爸有好几天没有回家，后来我听妈妈说爸爸死了，是在旁边的永定河里发现的。妈妈说我太小不懂事，没让我到河边去看爸爸最后一眼，晚上我想起爸爸就在被窝里偷偷流泪……
◇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上初中时我很单纯，糊里糊涂的，只是觉得功课好品行好，就是好学生，对出身好但学习不好为人不好的人还看不上呢！我的二姐四哥五姐（我家是大排行）功课好，他们分别在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６３年考上了北京大学，我三哥功课也特别好，还是学生会主席，１９６０年却只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听说虽然他考得很好，但那年特别讲“阶级路线”，他因此无缘进入北大。
１９６４年，我又考上女附中高中后，明显感觉空气变了。一开学学校就组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的学习，包括学习毛主席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同时号召同学们暴露自己的活思想，深挖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根源，要求人人都要写材料，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以及自己的认识等等。学校再三的启发诱导，并指出这是关系到对党是不是忠诚老实的问题，是不是决心跟党走的问题。
那时我们才十五六岁，思想纯洁又简单，不知道怎么说好，但是为了响应号召——一定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所以就拼命地搜肠刮肚，给自己上纲上线。记得有好几个同学说：自己有名利思想，只想好好学习将来当居里夫人。不关心政治，不关心集体，这样走下去，势必滑到资产阶级的泥坑中，滑到革命的反面，就是反革命。
我记得当时团员纷纷找非团员谈话，要求明确自己对家庭的认识。每到这时我都特别忧头，但我也要表现进步的样子，说我爸爸革命不坚定，一到紧要关头就叛变革命，自绝于党和人民，是可耻的叛徒。其实我根本不清楚我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不这样，就是对家庭没有认识，就是和家庭划不清界限，就总也过不了关。
那时人们在填表格或写材料时都极其忠诚老实，自认为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都点滴不漏，唯恐涉嫌隐瞒历史，欺骗组织。我也明白，我再怎么说也不可能入团。我思想汇报写的少，靠拢团组织不积极，我还在暴露思想时说：自己觉得不入党不入团一样干革命，鲁迅也没入党入团，毛主席不是一样称赞他是文化革命的主将！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在林彪的鼓吹和军队带动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对毛主席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是我刚刚看了萧三写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书中写道：毛泽东的文科好，作文好，但数学不好。我就想，毛主席也不像宣传的那样神，也不是什么都好，数学就不好，我还有点“显摆“自己看书多似的跟班里同学说了。实际上，此时同学之间的界限已经很明显了，划分的标准就是家庭出身。
记得好几次下午下课后，教室里立刻少了一部分人，一观察，走的都是干部子弟。听说学校专门给她们开会，开展“誓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教育。出身好但有明显缺点一直没有入团的同学也相继入团了，她们在班里的表现逐渐张扬起来，地位也在无形中上升，班里传出的舆论是说她们的阶级感情如何如何深。出身不好的同学，压力越来越大，这些人明显地都夹着尾巴，小心翼翼地过着日子，觉得越来越不被信任，越来越被边缘化。我清楚自己，入团无望，不过，我有点不识时务，心中的不快也越积越厚，有时跟团员“交心”时还说：“不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为什么我们就选择不了？”
估计就是这些向组织暴露的“活思想”，文革中给我带来了大麻烦。
◇ 我们班的夺权斗争
１９６３年下半年，刚从北师大毕业的王本中老师开始教我们班数学，生动活泼的教学，总能引发我们的兴趣和思考。教我们语文的刘超尘老师、教几何的储瑞年老师，个个都是教学有方的年轻才俊，我们有幸于这样的“强强联手“，１９６４年中考时我们班有２４人又考上了师大女附中高中，别的班考上本校的不超过１０人。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佳绩，王本中老师继续担任我们高一、高二的班主任，为此我和一些同学特别庆幸自己上了好学校，又遇到了好老师。
这时，文化大革命这一名词开始出现在报纸上，各种“批判”也开始了，班里同学和老师的关系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１９６５年下半年，我所在的高二年级有四个班，那三个班的班主任和学生班长都是好出身，老师出身贫下中农，学生班长都是干部子弟，只有我们高二２班班主任和学生班长不是这样。当时农村开展的四清运动波及城市以及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阶级斗争的弦拉得更紧了。记得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在学期中间酝酿改选班委会。她们说当时担任班长的学生“家庭出身不好”，不应该当班长。她们还说，让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当班长，是班主任错误的阶级路线造成的，因此她们要求进行班干部改选。
我们班主任的想法是，担任班长的学生虽然不是干部子弟，但也不是什么“黑五类”，她父亲就是个开了小铁匠铺的小业主，况且她的哥哥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现在也是革命干部，她家算不上什么“坏出身”，班上的学生干部大部分已经是干部子弟了，有一两个不是也是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我们班主任老师还专门去请示了学校教导主任。主任说，还是再做做要求改选那些学生的工作吧，就是真的要改选班干部，也要按照学校的规定在每学期的开始进行，学期中间没有特殊情况怎么能改选呢？——他们都没有同意改选班长的要求。
班里为此开了会，干部子弟质问班主任为什么“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当学生干部。班主任说他努力执行了党的阶级路线。阶级路线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当前班里的学生干部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也都表现好，所以都符合党的阶级路线。那些反对他的人说这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班主任老师偏向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因为老师自己的家庭出身也不好。
我还记得老师那时在我们班做检讨，说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我当时不大明白，老师怎么就叫“摔倒了”？他那么钻研业务，书教得那么好，成绩是明摆着的，大多数同学都欢迎他教我们，为什么“红五类“非要换掉他？再说了，我们下乡劳动时他还奋不顾身挡住塌下的土方救同学呢，因为出身不好就要遭受这样严重的惩罚！那出身不好的人今后还怎么活？我虽这么想，但也不敢说，我自已出身不是也不好吗？说出来，不是公然对抗“红五类”吗！这个紧箍我是时时戴着呢！
◇ 我们班的大字报
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文革开始了。随着社会上的动荡，女附中的课也上不下去了。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高三年级的刘进、宋彬彬、马德秀贴出了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接着，各种批判校领导和老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一会儿说卞仲耘校长是假党员，参与前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一会儿说胡志涛校长迫害干部子弟——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就差两分女附中硬是不收，一会儿还勒令特级教师、人大代表王明夏老师交出非法所得（就是工资）。“红五类”们耀武扬威、精神抖擞，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自然没有革命的权力，我既不敢往前凑，又不敢往后撤，每天胆战心惊、不知所措。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中午，我们班的干部子弟突然在黑板上贴出了这样的大字报：
这两天，咱们班空前一致，没有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这完全是假象。反革命黑帮的大红人×××及其爪牙×××，自己承认是反革命的×××，一贯阴险、两面三刀的投机分子×××、×××，一贯仇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阶级异巳分子罗治；一贯欺骗组织、处心积虑的捞政治资本的投机分子×××，一贯与组织对抗对党不满的小市侩××，一肚子坏水的极端利巳主义者×××，一贯仇恨革命干部及其子弟笑里藏刀的阴险分子×××、×××、×××等人纷纷出头露面，上窜下跳，企图浑水摸鱼，钻进革命左派的队伍。警告你们，浑水摸鱼是不行的，谁个真革命，谁个假革命，谁个反革命，我们心里一清二楚！坚决横扫一切大的、小的、明的、暗的牛鬼蛇神！！！
毛主席的共青团员６６·６·１８
随着用报纸抄成的大字报一张张地贴出，我的心在一点点收缩，脑子完全空白了，时间好像凝固了一般。想必同学们最初看到时也都傻了。我班孙行玲同学在她的博客中回忆大字报刚贴出的这一时刻：“我当时不在场，因为我家离学校特别近，所以全班只有我中午能够回家吃饭。那天饭后我一推开教室门，就见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向我射过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午休同学们都老老实实坐在位子上，为什么这么安静，为什么表情怪异？我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坐在位子上，前边还站着几位，一脸严肃，这时我更觉得气氛异常紧张。不等我坐下，就有人以命令的口气说，你对这张大字报什么看法？我这才发现黑板上贴了满满的大字报，我看了内容，只觉得脑袋‘轰’的一声，心脏一下抽紧了，哪里还会思考。但在追问下又不能不说，我下意识地回答：‘我不觉得她们是反革命……’说完我立刻感到后悔。因为我马上遭到了猛烈的反击，有人说我是自己跳出来的小右派，把我吓哭了，心想别人不发言，我干吗让说就说，自找倒霉。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第一个站起来反驳我，说出身决定思想与立场，你同情她们说明你的思想和她们一样，你爸爸是右派，所以你当然也会同情反革命。而说这话的人自已出身资本家，我当时气得想反问‘你哪？’但在大家七嘴八舌地反驳、批判下没有我再说话的机会了。过后我们班领导小组在同学中划定‘左中右’，我是‘中右’，这还是经过激烈争论，考虑到我一贯表现和当时直话直说了。而那位是‘中’让我心中颇为不平，不就是批我有功吗？打击别人保全自己。现在我可以原谅她，人在恐惧时自保也是下意识。也或我把她想坏了，可能人家就是响应革命号召，积极要求进步。”〔摘自孙行玲新浪博客《我们班的大字报》（２０１１·９·２７）。〕
文革后同班同学聚会，大家不约而同地谈起这张大字报，当年被点名的同学诉说着那时的不解、惊恐、压力、愤想，我没想到几个未被点名的非红五类同学说自己更是害怕，担忧，不知道下一刻是否就会点到自己头上，不知道自己又会是什么罪名。在大字报中我很“荣幸”地成为“一贯仇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阶级异已分子”，当时的压力可想而知。大字报点了班里１２个同学的名字，全班共有４３名同学，近３０％的人被认定是“坏人、反革命”。
当时，我们这些被点名的学生没人理睬，我们彼此也不敢说话。我整天低着头学毛选看报纸，或抄写领导人和工作组的讲话，所以今天留下了那本有文革记忆的“罗治笔记”。宿舍里几个同屋的同学都是干部子弟，我一回到宿舍就更抬不起头了，害怕、恐惧、压抑、不服等各种情绪纠结在心里。终于，６月下旬的某一天，我住的宿舍门口贴上了一张大纸条，上面赫然写着：“资产阶级狗崽子不许进！”我的被褥被扔到楼道里，显然这是把我“驱逐出境”了。我真想冲进去质问她们“凭什么”！但转念一想，我这样不是鸡蛋碰石头吗？干脆将计就计，我不回宿舍了，反正学校也乱了。这样，我反而解脱了。自此以后，我就整天到北大、北师大看大字报，找大学生请教。我在外面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反革命，大学生们也没认为我是阶级异己分子，觉得这个中学生还挺会动脑筋想问题，我感到了精神的解放。
◇ 选准打击目标
我们班一个被大字报点名的同学压力很大，她原来是个出色的好学生、好干部，现在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反差太大，她特别受不了！据她２００８年跟我说，６月１８日贴大字报当晚，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又把她带到学校礼堂去批斗到深夜，此后她连续七天七夜没有回家，白天打扫厕所，接受问询批斗，晚上和衣睡在礼堂的长条木凳上。班里其他同学最近还告诉我，这位同学后来回家时又带着红五类同学抄了自己的家；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又怕红五类说自己没有资格戴毛主席像章，就把老人家的像章别在自己胸前的肉上……当她和我说起文革时撕心裂肺的样子，我至今难忘。其实她的出身就是小业主，她在大字报上的全部“罪名”仅仅就是“校领导的大红人”，但学习好、威信高、音体美俱佳，又是班长，干部子弟可能有嫉妒的成分，更多的是认为班里大权旁落，“气不忿儿”了。以后她每听到谁买了房子成为“业主＂，就感到浑身不自在，发自内心的厌恶“业主”这个词。
后来我和这位同学结合邓榕（原师大女附中高一１班学生）１９６７年４月５日给她爸爸贴在学校的大字报“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中所写的内容，试图分析我们班红五类为什么要点这１２个人的名。邓榕在大字报中写道：“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指少先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
我们分析，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是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全校各班都贯彻了邓小平对学生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的指示。
我们班的大字报就相当于我们班的黑名单，为什么点这１２个人？一是受反动“血统论”的毒害，这些人家庭出身基本是黑五类或灰五类（即父母没有什么历史问题的一般职员等）；二是有几个人就是班里的“右派”，有言论，比如我；或者还有几个人对待干部子弟不那么“巴结”，被认为是仇恨干部子弟；三是其中还有几个共青团员或团小组长。刚开始我还不大明白为什么点这几个人，她们其实是班里的好学生，为什么和我们这几个“另类”搞到了一起？后来经点拨才明白，她们错就错在不是红五类出身，还入了团或当上了团小组长，这不就意味着你不仅钻进了革命队伍，居然还掌点小权，这不正说明班里红五类还没都当上干部吗！大权旁落了呢！所以必须把这几人搞臭，然后夺权让你下台。联想到１９６５年我们班就是班长不是红五类就要罢免班主任和改选班长，可见红五类要接革命的班就要夺权掌权的教育，是多么深入人心！
◇ 后话
经过了这样一番“斗争历练”，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我没和同学们一起去山西、陕西，也没到内蒙、云南，而是在学校和家属委员会的一再催促下，于１９６９年３月，独自一人回到了我的老家——安徽省金寨县插队，妈妈和哥哥姐姐们觉得那里是老革命根据地，父亲曾参与了她的创建，也许乡亲们不会觉得我是“狗患子”而排斥我。
文革结束后，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回想我在师大女附中的八年生活，我的感情是复杂的，好的是我非常感谢母校，感谢老师，女附中真是不同寻常，女附中的老师，女附中的同学真的也与众不同，我在这里开阔了眼界，养成了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的习惯。
我刚一入学时，学校尚无歧视我们姐妹的意思，只是后来的形势变化，阶级越来越分明，压力越来越增大。但是这个账应该算在谁的头上呢？我不会算在我的老师们身上，他们受的害比我大得多，我们谁不是受害者呢？就是我的同学，包括斗过我的同学，其实她们也是受害者，我们班好几位红五类同学的父母在文革中甚至文革前就遭到了严重的迫害，她们自己在１９６６年后也有居无定所的时候。我如今和她们的关系一般，不亲也不近，其中有几个整人的同学在１９６７年军训时曾给我道过歉。没有道歉的同学，我也不会去追究。
良心发现和人性回归首先是对自己的精神解脱和升华。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向谁讨债，不是追究谁是谁非，而是直面历史的独立思考，是全民参与的真诚反思。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知晓标准答案，而是在于寻找和实现标准答案的过程。当你拥有了独立的思想、正义和良知，你就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起码的独立和尊严，维护人性和道德底线。
□ 来源：《北京盛夏一日——１９６６年“八五”事件：回忆思考与争论（一）》，王本中、启之主编，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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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选载之七）
·范达人·
（上接zk２４０７a）
◇ 铁窗风光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傍晚，夜色已降临，我在公安人员押解下，走出首都体育馆，上了一辆囚车，坐到长凳上。此时，车内已有一人等着我，他就是我的专案组长。由于好奇心驱使，我抬头向车窗外张望，公安人员厉声喝道：“你不要看，坐下去，坐下去。”我被迫坐在车内地上。约半小时后，囚车在一座旧式建筑物前停了下来。大门传达室值班人员首先收缴了我的手表、钥匙、人民币和粮票等随身物品，然后，由一名牢卒领着我往里走。他打开一扇又一扇铁门，阴气迫人，令人毛骨悚然。后来进入一个过道，牢卒令我站住等候，他去询问值班人员，究竟将我关在哪个号子。此时，一名剃着光头的犯人把我招呼到他的小号子前，我问他，这是什么地方。“半步桥监狱，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他低声地回答。我不由地噢了一声，弄清了自己现在到了何处。这儿对我并不陌生，五十年代，我上大学时，学校曾组织我们来此参观过，但是，怎么也没有料到二十多年后，我自己竟会在此充当阶下囚。半步桥监狱位于北京城西南方位，与陶然亭公园相距不远。这是一座K字形状的建筑，人们称它为“K字楼”。据说按国际上有关规定，战争期间，交战双方均不得轰炸对方符号形的建筑物。
过了一会儿，牢卒又带我往里走，一直向前，然后带进一间小牢房。这个小号子约有九平方米。由木板钉成的大统铺几乎占去五平方米，其余的地方，放着一张小木桌和一个上面覆盖着一块肮脏白布的马桶。牢窗既小又高，牢门中央有个监视小孔，牢门上方悬着一盏明灯，牢卒可以不时地窥视牢房内的动静。
由于我从首都体育馆批斗会场直接被押解而来，随身仅穿了一套棉衣裤，既无洗漱用具，更没有被褥铺盖。大约晚八时左右，牢门打开了，牢卒给我扔进来两床棉被，白被里，黑被面，全新，从未用过。不过，黑被面上印着两个醒目的白字：囚被，特别刺眼，使人不寒而栗。难道我真的成了囚吗？同号的两个犯人与我的心清截然不同，他们一看见新被，立刻惊呼：“这是两床新被，一铺－盖，真好！”这一夜，我虽然铺盖着新被，但是转辗反侧，彻夜未眠。门口那盏灯光一直照射着我的双眼。按狱规，犯人睡觉时，头要靠近门，这样便于牢卒监视。当灯光直射双眼时，即便躺在舒适的卧榻上也难以入睡，何况如今我又是入狱后的第一夜。此刻，我左右两侧的犯人均已进入梦乡，他们大概早已习以为常。次日傍晚，监狱队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原来是专案组倒挺关心我的，把我的衣服、被褥、洗漱用具等一并送来了。我把这些东西拿回牢房，然后把两条囚被还给了狱方。我不再盖那条随时提醒我身份和处境、深深刺痛我的囚被，心里稍稍好受些，第二夜，才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囚犯平时在小号子里解手，每日仅早晚两次放茅，而且每间牢房只准停留五分钟，时间一到，铃声响起，犯人就得立即返回牢房。可是，要在五分钟内解完大便确非易事，如果未能办完这椿“公务”，那么就要回到小号子里完成。小小牢房里，本已空气污浊，若再有人“办公”，散发浓烈臭味，则会招来同牢犯人的谴责，使自己处于一种狼狈境地。因此，几乎每个犯人都学会了在五分钟内迅速解完大便的特技，大便前先运好气，一到厕所，便能立即顺利地了事。可是，这项技能并非一日之功。
按理，监狱应每天给犯人放一次风，使他们能在空场上转转，吸收一点新鲜空气，活动一下筋骨，以确保犯人的健康。可是，我在半步桥拘留所呆了一年零十九天，放风的次数，累计起来不到十次。有时一连数月不放风，根本无视犯人死活。所以，一旦有放风的机会，犯人们均视为恩典，兴高采烈，争先恐后拥向风场。风场四周高墙林立，中间有块空地。这里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犯人们可以得到外界很不稀罕、而狱中最为缺少的两件无价之宝——新鲜空气和阳光。放风，一般只有二十分钟，时间一到，犯人就得返回牢房。在牢房内，我有时能看到一些犯人在干泥瓦活或搬运东西，尽管他们干的是繁重体力劳动，但仍令我羡慕不已。因为他们可以在温暖的阳光中自由地呼吸，比起我们三个人挤在一个斗室中，整天直挺挺地端坐着，胜过百倍。
在我的小号子里，有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一份《人民日报》，这些是我唯一的精神食粮。每日我只能在上午九点至十点这段时间内读报和看《毛选》因为，只有此时我才能借助牢房窗口透进来的光线，看清报上的小字，其余时间光度不够，无法阅读。我就靠每天这一小时，从报上的字里行间，了解社会上的动向。一次，我看到《人民日报》摘要转载了《历史研究》一篇文章，十分气愤。它歪曲事实，无端攻击一位老教授的史学论文旨在为篡党夺权效劳。他的文风与革命大批判的文章如出一辙，可见这位作者也是“文革”文风的受害者。
初进监狱那晚，正当我与左右两个犯人默默地呆坐着时，从门窗口塞进来两个窝窝头和几片咸菜，这就是我的晚餐。如何吃得下去呢？此刻，即使摆在面前的是山珍海味，恐怕也难以下咽，更何况是典型的牢饭呢。我一向注重营养，关心健康，即使在隔离审查期间，也一直选买最好、最可口的饭菜，从不吃窝窝头、咸菜之类的食品。次日晨，牢卒给我送来了早餐：一个馒头、一碗稀饭和一个鸭蛋，这与同牢两人的窝窝头、咸菜大不相同。据说，专案组考虑到我的饭量大，吃得多，为照顾我，改为病号饭，每月十八元的标准。所谓病号饭，即主食为米饭、馒头，副食中有一点肉。偶而也吃点窝窝头，这可能与专案组为了施压，迫我交代问题有关。病号饭算是我享受的一项特殊待遇。此外，狱户给我一只热水瓶，平时就可喝到开水，用点热水，而其他犯人是没有专用热水瓶的。再有，狱方未给我剃光头，仍然允许保留原先的发型。这些就是我享受的特殊待遇。监狱队长常以此来论证我与犯人不同，属“监护审查”，还算内部矛盾，尚未上升到“敌我矛盾”。然而，事实是我这个还算内部矛盾的监护审查对象却与杀人犯、贪污犯、强奸犯、流氓等刑事犯罪分子同榻而卧，与他们一起坐牢，丧失一切自由。尤为令人气愤的是他们为我拍摄了囚照。一天，监狱队长把我叫到一间空房内，在我的脖颈上挂了个写有范达人三个字的牌子，拍下了一张囚照，作为在此关押的凭证。滑稽可笑的是，此时我还保留着公职和中共党籍，每月妻子到北京大学代我领取工资和交纳党费。这种奇怪的逻辑，实在令人费解。
在我的小号子里，已有两名犯人关着，其中一人名叫王振华，六十多岁，房山县农民。他是一个会道门头子。“文革”期间，村里两派发生争斗，便拿他来开刀，诬为幕后挑动者，稀里糊涂地把他关进了监狱。实际上，老头与两派斗争亳无关系，他的会道门问题也早已作过结论，后来一直奉公守法。他气功修练达到较高水平，有时给我指点传授，我常向他请教，得益良多。老汉在押已两年有余，学会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每当谈起儿子和儿媳杳无音讯时，他便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过了些日子，我们的小号子里又来了一名犯人。他是个重罪犯，戴着脚镣手铐，一举一动发出刺耳的响声，陡然增加了我们这间牢房的恐怖气氛。我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按照狱规，犯人之间相互是不能询问案情的，但这种规定形同虚设，很难想像，三个犯人同在一间窄小牢房内，整天呆坐在一起，互相不交谈几句。他说，原是个木匠，与人发生口角，进而上升为恶斗，一气之下，举起斧头将对方砍死。这就是说，他是一个杀人犯。后来还听说，他将死者衣袋内的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所以，人们说此号是谋财害命的杀人犯。我与这个杀人犯同睡一牢铺约一个月。后来，我们牢房内又来了一个新犯人。这人年纪很轻，“文革”初期是一名中学生，红卫兵。其父曾留学苏联，其母是俄国人，他具有混血儿的特征，虽然身材不高，但却长着深凹的眼窝和高挺的鼻梁。他洋洋得意地向我讲述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一言以蔽之：他打、砸、抢、奸、杀，无恶不作。这位“小将”在此关押一个月后也走了，据说去服刑了。
之后，又进来一个流氓头子。此人曾在马戏团工作过，会点武功拳术。他甚至向我炫耀在与人格斗中，如何挖出对方的眼珠。最后进入我这间牢房的是一个贪污犯。其父是北京某郊区县的副县长，本人是做经济工作的，主要罪行是受贿。据说，北京有名饭馆的美味佳肴，他都品尝过。说起五花八门的菜谱时，他犹如一个具有多年经验的烹饪大师。
以上几名，都是我的同号“狱友”。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出，我的“监护审查”究竟意味着什么？
后来，我发现在这个监狱里还关押着北大其他一些人。原北大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孙蓬一就在我的隔壁，我听到了他与同牢犯人吵架的声音。星期日，犯人可以洗衣服，洗完之后，一个个牢房按顺序拿出去晾晒。－次，我看到了“文革”期间北京大学的文革主任、大名鼎鼎的聂元梓。此时的她头发花白，行动迟缓，昔日“光采”荡然无存。我从牢房的小孔中，还看见过北京市中学红卫兵的头头李冬民，小伙子剃光了头，时不时与牢卒争吵。看到狱中有这么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懊丧情绪稍稍减缓，我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
在狱期间，我还参加过几次“宽严大会”。我们当然不能去现场，而是在各自的牢房内收听实况转播。这种大会对一些所谓表现好的犯人减刑或提前释放；对一些越狱犯人则加重判刑。每次“宽严大会”前，牢卒先训话：“你们坐好了，好好听！”我们就向挺挺地端坐坑沿上，洗耳恭听“宽严大会”的宣判。
一九七七年底，为什么决定对我从严处理，实行“监护审查”呢？为什么要拿我开刀呢？对这个问题，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出狱后，我才慢慢地了解到事清的原委。原来是审查“梁效”一年多，未找到真正过硬的反对周总理、反对华国锋的材料，缺乏足够的证据为“梁效”定案定罪。这时，上面传下话来：北大的问题没揭开，主要是“梁效”的问题没揭开。清查者认为，关键是我们这些“梁效”骨干分子没有如实交代阴谋诡计，因此决定拿我开刀，打破缺口，进一步揭开“梁效”的盖子。在清查者看来，我是一个关键人物，起草过不少文章。在我参与起草的三十四篇文章中，后被定为“扰乱全国”的文章就有多篇。但是，在我的交代中，始终没有令他们满意的内容，因此，他们便决定对我采取严厉措施。据说，当时清查者曾警告“梁效”成员：“你们要以范达人为鉴，考虑考虑，交代不交代问题。”
我入狱后，他们便集中火力对我进行猛攻。专案组人员几次三番到监狱来，对我软硬兼施，威逼诈诱，无所不用其极，迫我承认反对周总理，反对华国锋。有一次，他们将我拉到公安局的审讯大厅里，我的专案组长等人坐在审判席上，令我坐在犯人的受审席上，搞模拟审判的把戏，制造恐怖气氛，迫我交代。他们还威胁说：“如果你不交代，还要对你采取其他措施。”据我了解，所谓其他措施，无非就是上铐。铐分前铐、背铐、弓铐、脚铐等等，无论哪一种铐，都使人无法睡眠，难以进食，痛苦不堪。
听说在我进牢房前几小时，临时从其他号子里调来两个犯人，要他们对我加以监视，以防自杀。进入监狱后，我虽然心灰意冷，但尚无轻生念头。其实，在狱中要自尽亦非易事，因为一切利器早已收缴。晚上睡觉前，连犯人戴的近视眼镜和老花镜均要放在牢房门外，以防犯人用玻璃碎片切割血管自寻短见。
我经常默诵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因徒〉：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也不要哭泣！
在阴郁的日子里，
须要的是镇静：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必将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而现在却当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过去。
而过去了的，
将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这一满怀深情、富蕴哲理的诗篇，给了我力量、信心和希望。
在狱中每当夜深人静时，我常常想到亲人。患难与共的妻子由于我的问题，再次受到株连，使我深为内疚。每当回忆起与儿子范军的一段对话，更使我悲从心来。那时，他刚从南方姨母家返回北京，关切地问道：“爸爸，你什么时候再回来？”我说：“下一阶段可能要隔离审查，恐怕回不来了。”他紧接着又问：“九月十一日是我的生日，你能不能回来？”“不知道。”我虽然这么说，但心里仍抱希望，总想尽量满足孩子这一小小的要求。结果，事与愿违，我失去了一切自由。更惨的是，在坐牢期间，我的妻子每月要到北大领取工资和缴纳党费，由于家居建国门外，与北大相距很远，挤车往返一趟，需要三、四小时之久。一次，她回家较晚，我的儿子就在阳台上遥望着远方，等候妈妈归来。那天很冷，他一连数小时在室外受寒，引发了哮喘，病了一场。
在押期间，我与亲属、与外界失去任何联系。我的妻子曾问专案人员：“他在哪里？我们要去看看他。”得到的是冷漠无情的回答：“暂时不能看。”这一“暂时”竟是一年零十九天。
一年多的铁窗生涯，是我一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它使我清醒，使我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真可谓受益匪浅。
◇ 走出大墙
约一九七八年秋，我发现《人民日报》不断强调要团结大多数，要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专案组人员也不再来逼供。与此同时，经常与我谈话的监狱队长说话口气，也比以往友善些。鉴于上述迹象，我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还有出狱的可能。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万一有一天放我出去，我那些东西怎么拿呢？于是，我将自己一条军绿色棉毯缝成一个长长的口袋，足以装进我的全部家当。事后回想起来也觉得好笑，怎么首先想到的竟是这样一个无足轻重而又非常实际的问题呢。
一九七九年－月十七日下午，监狱队长突然告诉我：“你把东西收拾好。”我赶紧把所有的东西：衣服、被褥、脸盆、洗漱用具和纸笔等一并装进我那只自制的长口袋内，扛着这个约有两米长的怪袋，走进队长办公室。这时，我的那位专案组长和北大保卫处一名干部已在那里等着。他们见到我，一言不发，领着我穿过一道道铁门往外走。此刻，我立即意识到可能出狱。一直走到半步桥监狱门口，值班人员退还入狱时扣留的东西后，我的专案组长才客气地表示：“我帮你一起扛吧！”“不用，不用，我一个人扛就行。”我婉谢了他。我们继续往前走，突然，看到不远处停着一辆吉普车，我的夫人顾懋萱就站在车旁。此刻，我已确定无疑，将要告别这座K字楼，走出大墙。随后，我们几人一起上了这辆车。在车上，我和懋萱默默地坐着，虽然我们断绝音讯已一年多，双方均有千言万语急待倾诉，但是，此时不知从何说起，且也不便说，因为专案组人员仍在严密监视着。
途中，说起我是先回校还是先回家的问题，双方意见不一。我们想先回家，可是，专案人员坚持要我先回系里，我只得从命。到了历史系，党总支一位副书记要我谈谈认识。由于能走出人间地狱、重见天日、见到亲人、回到北大，我心情异常激动，不禁失声痛哭。专案组起初还要我住校，接受监督劳动，继续交代问题，后经商量，同意我回家住。一年多的囚禁，使我体虚力乏。我气喘吁吁地与妻子一起将那个怪袋从车站抬到家里。军儿在家等候已久。一年多不见，他长高了不少，童音不再，已是一名中学生了。一家人重又团聚。此时，我暂时把一切烦恼抛到了九霄云外。那一夜，我们彻夜未眠，尽情畅谈。
事后方知，我这次之所以能出狱，与当时形势有关。粉碎“四人帮”后，出任党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一次在讲话中强调：我们与“四人帮”的斗争还是一次路线斗争，要接受历史上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个别人。他特别指出，要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的个别人，就是修正主义头子。胡耀邦以与张国焘的斗争为例，他说，最后我们就孤立张国焘一个人，把他身边的警卫员都争取过来了。一九七八年底，胡耀邦又提出“不要把那些人都关起来”。他还以原辽宁省委书记李某某为例说“可以把他放出来”。由于胡耀邦主张以党内路线斗争来处理我们这些人的问题，又提出了一个像李某某那样的人物都可以放的具体方案，因此，北京市委、北大才放我出了狱。胡耀邦同志的宽阔胸怀和过人胆略，令人敬佩。现在，江西省共青城胡耀邦陵墓前致哀的人和鲜花终年络绎不绝，那么多人深深地怀念他，决非偶然。我不禁想起发生在六十年代的一段往事。当时，一批以胡耀邦长子为首的历史系学生秘密串联起来，准备离开北大，走向农村。他们表示要走贺龙、卡斯特罗的革命道路，不愿步翦伯赞的后尘，固守校园。他们这些思想和行动，不是偶然的，是为了响应党中央关于反修防修、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号召而产生的。我当时认为他们的愿望是革命的，但串联起来立即开赴农村，似不合适，故未支持。此事渐渐闹大。胡耀邦长子给其父写了一封洋洋万言的长信，论证自己到农村改造锻练的必要性。胡耀邦看信后，邀请北大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徐华民、副系主任许师谦和时任团总支书记的我到他家中商谈此事，征求我们的意见。我按上述想法表了态，认为他们应在大学毕业后再到农村锻练。胡耀邦支持我们的意见并讲了很长一席话，他说，人生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间接知识为主，社会实践为辅；第二阶段是社会实践为主，学习间接知识为辅。如果他主观主义，不听别人意见，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胡要我们对其子好好进行教育。回校后，我们就遵嘱找这批学生一一谈话，传达胡耀邦谈话的精神，劝告他们安心学习，不要贸然下乡。此事就这样暂时平息下来。“文革”一开始，旧事重提，竟成为我压制学生革命要求的罪状。
出狱后，我在家过了一个星期日，次日一早又返回北大历史系。起初，专案组还要我一边交代问题，一边参加劳动。幸亏，历史系党总支负责人比较注意政策，没有执行对我含有惩罚性的措施，未让我干打扫厕所之类的劳动。党总支还通知我，回原单位世界史研究室参加活动，并允许回家住。
当时，上面对“梁效”成员有“三不”规定，即一不能讲课；二不能写文章；三不能出头露面。我的天啊！作为大学老师，在这三条禁令之下，还能做些什么呢？看来，唯一可做的，就是整理资料。先我回到系里的三位“梁效”成员周一良教授、田余庆先生和何芳川已在做资料工作。如田在整理地震史资料。我做什么呢？研究室让我做《沙皇俄国扩张史》一书的人名、地名中、外文对照表。
对于“三不”规定，实际上我并未严格遵守。我想既然放我出狱，回到系里，我就要工作，不能吃干饭。首先，我找到本研究室的一位同事，商量合作撰写《俄国的农民战争与皇权主义》一文。文章写好后，我们首先请教周一良教授，周先生说文章把“皇权”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后来，我们又请中国史专家过目。他说关于俄国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问题是我们过去一直想弄清楚的问题，这篇文章在这一点上讲得还是不错的。然后，我们又征求了几位同事的意见，最后，便将文稿送到《北京大学学报》。当时北大学报的主编是苏志中。他看后认为文章写得不错，决定要用，不久就着手发稿。清样印出后，北大一些人有所议论，有些教员流露出不满情绪，他们说学报怎么又要登范达人的文章。为此，《北京大学学报》便与我们商量可否用笔名，我当即表示同意，旋即与合作者商定，他用“良俊”，我用笔名“绍云”。后来，这一笔名一直延用至今。出狱后，我的第一篇文章，确切地说半篇文章，就这样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零年第二期上。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我的同事、世界现代史教研室的徐天新邀我给学生讲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在“三不”禁令尚未明确解除的情况下，他敢于邀我讲课，实在难得。我便给一九七七级学生上了三个课时，主要内容为一九四八年捷克二月事件的性质、一九五一年斯兰斯基案件和一九六八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上完课后，学生反应不错。这是我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重返讲坛。后来，渐渐地我们可以讲课，可以署真名发表文章，那“三不”禁令终于解除。我还给学生讲过几个俄国史专题，即“俄国农民战争”、“十二月党人”、“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等。
由于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科研，我便抓紧时间，撰写学术论文。从一九八零年至一九八三年，每年《北京大学学报》均发表一篇我的学术论文。对此，又遭非议。北大文科教员近千人，而《学报》一年只出六期，每期版面有限，我的论文每年都见诸于《学报》，一些人发点牢骚，也不难理解。
……
从一九八零年起，我一心埋头于学术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那么，“梁效”问题是否已经了结？否。一九八零年，当时的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代表北大党委在历史系全体教师大会上宣布：“一、周一良、田余庆、范达人、何芳川等同志参加‘梁效’工作是由组织派去的；二、他们在‘梁效’期间犯有错误，写过错误文章，应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待，进行解释，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三、周一良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田余庆同志在学术上很有造诣，范达人与何芳川是中青年骨干，希望他们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为学校的教育、科研做出贡献。”这三条的宣布，对我来说不啻第二次解放。这里显示出当时的北大校、系两级党组织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较高的政策水平。
尽管北大党委宣布了上述三条，但是，“梁效”问题并未解决。对“梁效”成员最后如何处理，上面一直还在讨论着，尚无定论。各种信息不断传来。据说，当时有一种处理方案，即迟群、谢静宜算“梁效”头子，属敌我矛盾。（迟后以反革命罪论处，被判十多年徒刑；谢被开除党籍，发配北京郊区劳动，免予刑事起诉。）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三人算犯有严重错误；范达人、钟哲民、杨克明、叶朗、汤一介等人属一般错误；其余成员，一律不予追究。
然而，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整党决定称要清查“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其中，“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是指什么人呢？中央后来发下一份补充文件，说是指“文革”期间全国有名的写作组中那些扰乱全国文章的炮制者。这样，“梁效”成员重新又成为清查重点，因为，“梁效”写的文章很多，影响极大。一九八五年开始整党，“梁效”成员再度受审。幸运的是，我已于当年元月赴波兰，也就免于挨整了。
事后得知，在国内的“梁效”成员再次作检查，等待党员重新登记。就在这时，上面忽然一道令下：“梁效”所有成员暂缓登记。迎头一棒又把大家敲得晕头转向。原来，上面对“梁效”的清查结果不满，认为清查不彻底，要求重新审查。北大党委虽强调审查已多年，问题基本查清。他们据理力争，但依然无济于事，只得按照上面的要求，重新组织人马，再次审阅我们所写的文章。据说，北大党委在解释中央补充文件中那句“扰乱全国文章的炮制者”时，坚持认为那是指提供思想、授意写作者，而执笔者仅仅是执行者，两者有别。
查完之后，“梁效”问题升级，又抛出新的处理方案。对“梁效”成员的处分，改为如下五个层次：
第一，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属“三种人”，开除党籍；
第二，范达人、钟哲民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第三，叶朗、杨克明犯一般性错误，记录在案；
第四，汤一介、胡经之等组长一级成员犯一般性错误；
第五，一般成员不予追究。
据说，在处理“梁效”问题的过程中，北大党委有关领导与北京市委、中央审查小组有过几番争论。北大党委力求实事求是，对“梁效”成员采取慎重、负责的态度，据实陈情，为“梁效”成员申辩。北大党委强调，“梁效”中有许多成员，在“文革”初期，是受打击迫害的，他们后来成为“梁效”成员是当时的组织派去的，他们中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事后均作了检查，有的还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等等。北京大学党委的一番话，可谓合情合理，但上面某些人为维护自己的尊严，坚持既定方针，不肯实事求是地给“梁效”问题降调，硬性通过了上述五个层次的处理方案。
一九八八年一月九日，中共北京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关于对范达人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全文如下：
范达人，男，一九三五年二月生，汉族，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安，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浙江省绍兴人。一九五一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三次立过三等功。一九五五年到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后转到北京俄语学院学习，一九五七年考入北大历史系，一九六二年毕业，留系任团总支书记，一年后任教。“文化革命”初期被作为“修正主义苗子”、“保皇派”受到揪斗。
一九七三年十月经校党委决定调“两校大批判组”（“梁效”），任写作小组长，临时党支部委员。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后集中学习、揭发、交待问题。一九七七年三月被隔离审查，同年十二月由市公安局监护审查。一九七九年一月解除监护后回历史系工作。
经北京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于一九八八年一月九日讨论：范达人同志在“梁效”工作期间的问题以严重错误予以结论，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我不同意上述处分决定，拒绝签字，陈述了三点理由：第一，到“梁效”工作是服从党委调动。在“梁效”写文章并不知道“四人帮”的阴谋，以为都是按毛主席、党中央部署做的。我犯了错误，已作了检查。组织上应考虑我当时所犯错误的特殊历史条件，不应过多追究具体工作人员的责任；第二，由于“梁效”问题，我已受到三年的隔离审查、监护审查以至万人大会的批斗，惩罚之严厉已远远超过了我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性质；第三，粉碎“四人帮”十多年来，我的实际行动，可以证明我是拥护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对实践证明已改正了错误的同志不应再给予处分。
◇ 为何启用我
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受到清查以后，不少人常常问起：“为什么启用你？”对于这一点，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回顾一下我的人生历程，有助于弄清这个问题。
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我生于上海市。祖籍是浙江绍兴双江溪。曾祖父范采晋中过文举，在家乡数十里方园内，很为人仰慕，家门口两根旗杆，就是因他中举而竖起的。祖父范幼兰是个秀才，清朝末年在京城做过小官吏。父亲范亦笙原在绍兴老家教书，后到上海政法大学读书，担任过宁波县代县长和某师参谋长等职。父亲四十岁时病故，那时我才九岁。孤儿寡母相依为命，靠父亲留下的十二亩田和一些金器为生。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金器已变卖一空，田只剩下十亩，已是一个破落地主家庭。
一九五一年一月，当时我在绍兴中学读初三上，年方十五周岁，积极响应政务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挥泪告别了我唯一的亲人——母亲。到部队后，在三野卫生部系统学习和工作，一九五一年至五三年，由于学习、工作成绩优异，表现突出，我三次荣立三等功，后因病，复员回乡，时年一九五五。
经过三个月的刻苦备考，功夫不负有心人，同年八月我接到北京大学新生录取通知书。到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后，要我学捷克语，只得从命。两年后，由于捷克语人才过多，我便转入北大历史系学习。从此，我的命运与北大的风云，紧密相连，时起时落，曲折坎坷。
“文革”一开始，我就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保皇派”遭到残暴批斗和长时间劳动惩罚。我之所以首当其冲地被揪出，原因之一，与我家庭出身有关。家庭出身好像一片阴云，或隐或现地笼罩在我的头上。记得我从部队复员回绍兴时，一位县民政科长看了我的档案，摇动了－下转椅，自言自语地说：“哦，出身不好。”他没有给我分配工作，令我回家等候。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时，我批评了一位党总支干部的过激言论，他不但不接受，却反唇相讥道：“我是工人出身，范达人是地主家庭出身，他的修正主义思想比我严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反动官僚地主子弟是我的一大罪名。
一九六八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他们在制止武斗、消除派性和推动革命大联合后，开始了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其指导思想是北大“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幅侮辱性对联，原是历史系一些红卫兵在“文革”初期写的。他们把它张贴在历史系驻地三院门口，以攻击历史系的教师和干部。后来此联上报至最高统帅（指毛泽东——编按）处，获得首肯，他把原文“池浅王八多”中的“浅”字改为“深”。清队中，历史系又揪出了一大批。原系文革主任，由于有人指责他挑动群众斗群众，要他站在会场前面，与牛鬼蛇神一起，接受批斗。他难以承受这种屈辱，次日自杀身亡。一位副教授被诬为反动小集团的成员，立即受到揪斗。一名曾经担任过三青团小干部的讲师，当成历史反革命，列为清查对象。系里的“黑帮”和“反动权威”无疑均属清理之列。我在这次清队中，幸免于难，未受整肃。
此时，我便主动检查，清理自己的思想。“文革”初期，我思想上颇为抵触，清队以后，由起初的抵触、委屈转为怀疑和否定自己。当时，我以为毛泽东永远正确，不会有错，那么自己就应该努力使思想和言行符合毛泽东的要求。一步步深挖下去，感到自己确有成名成家的思想，想当专家，想成学者，希望从事专业研究，不愿做政治思想工作。而毛泽东强调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走只专不红的道路，不就是修正主义道路吗？将我打成“修正主义苗子”并不冤枉，我还委屈什么呢！接着，我又进一步分析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心想它与自己的家庭出身、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有关。过去自以为虽出身官宦之家，但是，父亲早逝，未受不良影响。可是，现在看来，事情并非如此。记得在少儿时期，父亲就向我灌输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四句诗，我背得滚瓜烂熟，潜移默化，对我日后人生观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我在全系大会上作“斗私批修”检查，诚恳地检讨自己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说到沉痛处，不禁流下了悔恨的眼泪。我的检查稿，北大校广播站用了四、五十分钟，全文播放。
清队告一段落后，北大人分两路。大批师生到江西鄱阳湖畔“五七”干校劳动，条件极其艰苦。一小部分人继续留在北大，但不在校园内，而是到北京郊区进行教育改革的实践。历史系军宣队、工宣队将我留了下来，参与教育改革的实践。
我们先到房山县霞云岭龙门台大队，这是北京的远郊区，与河北省交界的山区。那里山峦起伏，风景秀丽，空气新鲜，我刚从城里出来，又恰逢回归革命队伍不久，因此，环顾四周，感到心旷神怡，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农村期间，名义上我是历史系政工组成员，但是，实际上，主要任务是行医。这里偏僻贫困，缺医少药。由于家学渊源，受外祖父和大姨母影响，我从小就对中医中药很感兴趣，后在三野卫生部又学过一些医药知识与技能，加上“文革”期间，一度当逍遥派时，读了不少医药典籍，学了一些医术。凡此种种，均为行医准备了必要条件。当时，有关领导给了一个药箱和不少中西药品、医疗器械，要我当一名“赤脚医生”。服务对象是北大历史系师生和当地的贫、下中农两部分。北大师生享受公费医疗，村里的农民看病也免费。我不仅为山村的老乡治病，还免费理发。我想既然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为贫、下中农服务，那就应该完全彻底。因此，人们常见到身背两个小箱的我，左边一个红十字药箱，右边一个理发工具箱，足迹遍及整个山村。当时的范达人，不是范老师而是范大夫，深受大家的欢迎。历史系在当地办了一份小报，及时向各村各队通报教改情况。二年级学生俞政写了长篇通讯报导，对我加以赞扬，此稿称我能严格要求自己，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等。后来，北大要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系里便选派我和王通讯两人作为代表与会。
不久，毛泽东关于教改的指示一项项传达下来。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工农兵中吸收学员”。我们在农村呆了几个月后，就返回校园。鉴于上述情况，领导上决定进一步使用我。当时一项重要任务是开展革命大批判，从思想理论上将旧教育体系、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批倒批臭。为此，要建立专门的无产阶级理论队伍。历史系便将我调到系的大批判组，其任务是在史学领域里开展革命大批判。
北大党委选调我到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我与笔有缘，写过一些文章，是所谓的笔杆子。早在大学一年级时，我就与毕业班同学郝斌、杨立文两人响应史学革命、写工农兵的历史的号召，到部队写过“兵”的历史。《猛虎连史》一书便是此次合作的成果。一九六二年，我的毕业论文〈论慕尼黑阴谋〉获得好评，是当年世界史专业唯一一篇进行答辩的毕业论文。在此之后，我还写过一篇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的文章，此文后在北京史学会上宣读过。
一九七一年“批陈（伯达）整风”时，北大将文科各系大批判组人马集中到北大南阁，限期写出文章。历史系有朱耀庭、王通讯和我；中文系有孙庆升；哲学系有石坚等人。要求我们写出史学、文学、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批判文章。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写出一篇批判翦伯赞“让步政策论”的文章。
翦伯赞是北大副校长兼我们历史系主任，是全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人们尊称翦老，是与郭沫若、范文澜齐名的史学大师。据说，他当过冯玉祥的历史老师，三十年代参加中共，是一名地下党员。对于这样一位史学界大师级人物，毛泽东却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召开的杭州会议上给予严厉批评。他说，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说，以前对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许多文化部门要问到底掌握在哪些人手中？吴晗、翦伯赞是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对这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进行切实的批判。“文革”初期，翦伯赞遭到残酷的批斗。一九六八年十月，毛泽东提出要对翦伯赞等人采取“一批二养”的政策。他说，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要解放历史学家翦伯赞，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安排他们的工作。
随后，北大部分地改善了翦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此后不久，翦伯赞夫妇在中央某专案组人员的威逼之下，双双自杀身亡。翦在上衣两侧口袋内留下两张纸条。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另一张上写着我走这一步，与杜师傅（服务员）毫无关系。据说，毛泽东获悉后，为之惋惜，遂决定派遣八三四一部队尽快进驻北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我们那篇批判“让步政策论”的文章名为批判翦伯赞，实际上主要是不指名地批判陈伯达。因为我们后来发现陈伯达早在翦之前，就发表过“让步政策论”。这篇文章写出后，我就回系了。
一九七二年《红旗》杂志向北大约稿，要求写一篇〈读一点世界史〉的文章。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有所松动，毛泽东要求大家读一点世界史，以适应当时的国际形势。那时，我刚从学校大批判组回到系里。由于在南阁与人合作写出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曾在《红旗》发表。因此，系领导便要我主持〈读一点世界史〉的撰写工作，我便成了此文的写作组长。为此，我从系内调来了四、五位笔杆子，其中有罗荣渠、徐天新、张培生，组成了写作小组。
我们一起研究、讨论写作提纲。小组中有一位成员，知识面宽、才思敏捷、笔头也快，讨论后，我便委托他起草一部分初稿，我自己起草一部分。草稿写出后，由我执笔，几个人再一起通稿。然后，将通稿交《红旗》杂志余征。余看后认为文章内容丰富，但有点庞杂，需按他的一些要求进行修改。二稿由我改写。改好后，我请那位组员过目，他看后说：“这个稿子不行，我来重写一篇。”一夜之间，他赶写了出来，我将两篇修改稿件一并交《红旗》，由他们定夺。结果，他们选了我修改的那一篇。这篇文章，后发表在一九七二年《红旗》第四期上，题目就是〈读一点世界史〉，署名史军。文章发表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此文－炮打响，在全国引起轰动。《红旗》接着约写〈再谈读一点世界史〉，要求在第二篇文章中强调读一点近代史。
这样，原来的写作组除留下我和上述那位成员外，又调来了近代史教研室的几位教师，组成新的写作组。这次，那位老组员发挥了很大作用，起草了初稿，我也起草了一份初稿，然后，由我执笔将两稿通成一稿。他看了我的通槁，依然像上次那样，表示不满意，要另写一稿，我则如法炮制，像上次一样，将两篇稿件一起送《红旗》。这一回，《红旗》还是选用了我修改的那一篇。
紧接着，《红旗》杂志再一次找到我们，要求再写一篇，重点是写读一点帝国主义的历史。这次由我独自起草。初稿写成后，征求组内同志意见。大家认为还挺好，那位老组员看后，自己又要写一篇。此时，我对他的傲气固执，已难以容忍，因而未同意他的打算，将自己起草的那份稿子送《红旗》。《红旗》认为可以并立即采用。这就是〈读一点帝国主义历史——三谈读一点世界史〉。
《红旗》还准备约写第四篇〈读一点民族解放运动史〉，将这一写作任务依然交给我们。在撰写前三篇文章过程中，我与那位组员之间产生了矛盾。历史系工宣队和党总支认为出现这种矛盾应该从思想上找原因，要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后来，此事竟然上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成了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的代表，而他则成为突出个人、狂妄自大，按资产阶级路线行事的人，对他进行了批判，对我则备加褒奖。其实，在工作中，出现不同想法是正常的，可是，当时一有分歧，容易上纲上线。凭心而论，他在起草前两篇文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此处理我们之间的矛盾，有欠公允。为此，他与我结下了疙瘩。
鉴于上述清况，撰写第四篇文章时，我另找了何芳川等几位同事。这篇文章未能连续发表，直到当年十一月，《红旗》才刊出。
上述四篇文章发表后，因我是写作组长，又是主要执笔者之一，赢得很大的声誉，甚至可以说，赢得了过份的声誉。四篇文章在国际上引起反响，苏联有人着文评论反驳，猜测史军是何许人。我专门收集了苏联的评论，写了综合报导。这篇报导发表在北大《国外社会科学》资料版上。不久，这四篇文章汇集成册，译成英、日等文字出版。随后人民出版社还要我们对四篇文章加详细注释，形成新的版本，再次出版。与此同时，外地也有不少出版社将四篇文章加注出版，书名均为《读一点世界史》。
“文革”中，“知识无用论”盛行一时，这几篇文章对扭转当时那股轻视文化知识的风气，鼓励人们学点历史知识，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具体主持和参与撰写这四篇文章，我有幸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小组成员，随夏鼐所长途经法国巴黎，稍事逗留，后到文明古国墨西哥和秘鲁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学术考察和访问，参观了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和墨西哥太阳、月亮金字塔等古代文明遗迹，领略了绚丽多彩的拉美风光。秘鲁的库斯科大学还授予夏鼐、王仲殊和我三人荣誉教授证书。随后不久，我被提名为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以上是我进“梁效”的背景和经历，不知能否解开人们的疑团。
□ 摘自：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９９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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