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论的成长

用证据反驳阴谋论是没有用的,阴谋论照顾的是人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 印度人曾相信,他们的多数不幸都起因于巴基斯坦特务的破坏。马来西亚人相信,亚洲金融危机是西方几个投机家密谋的结果。来自肯尼亚的诺贝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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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证据反驳阴谋论是没有用的,阴谋论照顾的是人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

印度人曾相信,他们的多数不幸都起因于巴基斯坦特务的破坏。马来西亚人相信,亚洲金融危机是西方几个投机家密谋的结果。来自肯尼亚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旺加里·马塔伊女士相信,艾滋病与猴子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西方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生物武器,至于目的,大概是为了清洗人口。

马塔伊的主张不是她发明的,在非洲,很多人早就这么认为了,并且相信用于防治艾滋病的避孕套是西方国家限制非洲人口的阴谋。当然,后面这个信念恰使艾滋病在非洲难以控制。

美国更是这类偏执信念的繁荣之地,独立战争就曾受到“传闻”的推动,而从肯尼迪的死到尼克松的听证会,从珍珠港到世贸中心,奇异的解释层出不穷。有些大致无害,如外星人传说;有些就不那么无害了,如1919~1920的“红色大恐慌”,如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

在中国,我小的时候就相信周围隐藏着许多(大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五)坏人,一到晚上,这些人就从家里溜出来,毒死牲口,割断电线,引发洪水,制造我们生活里的所有不幸。他们不仅分别地做坏事,彼此间还有秘密的联系,有时用电报机,有时可能用超自然力。我同样相信,在几乎整个外部世界,人们生活的主要兴趣就是颠覆中国。

这些就是阴谋论。阴谋论古已有之,但这个词本身还很年轻,到1997年,牛津辞典才第一次收录“Conspiracy Theory”,承认了阴谋论对大众观念的强大影响。在汉语中,“阴谋论”或“阴谋主义”是译语,到现在也没有进入大众语汇。

在最深的程度上,阴谋论是种历史观,认为人类历史一直有两个进程,一个是我们看到的“三皇五帝到如今”,另一个是暗中进行的,主使者是某种黑暗力量,或撒旦,或外星人,或政治寡头,或犹太人,或美国,或共产国际,或别的什么。在中等的深度上,阴谋论“认为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坏事,像战争、失业、贫困,都是某些有权势的集团直接设计的结果”(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语)。在较小的范围里,则为特定的事件寻找特定的阴谋论解释,如电影《华氏911》。

关于阴谋论的社会心理基础,有美国罗特格斯大学戈泽尔教授的一段话可抄:“相信阴谋论的倾向,与人的失范、缺乏信任、不安全感有联系……而与失范的密切关联,又显示阴谋论的立场与对主流体系的疏远和不满有关。”(《对阴谋论的信奉》)

用证据反驳阴谋论是没有用的,阴谋论照顾的是人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无论科学家怎么说,《档案》迷们也要相信外星人的事,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政府没有揭露一个阴谋,那它就是在掩盖这个阴谋;如果政府揭露了一个阴谋,那它就是在掩盖其它阴谋。”前年闹“非典”的时候,民间学者童增告诉我们,SARS病毒是针对中国的基因武器。中国的科学家反驳了他的说法,但无法阻止这个说法的流行。去年底童增把这个主张写成了一本书,照样卖得很好。

阴谋论者看不起事实。不过,与其说他们缺乏从事实推导出观点的能力,不如说是他们没有这个兴趣。今年,何新先生曾发表他最新的阴谋理论,叫做“美国有个大阴谋”,其目标是消灭世界上80%的人。这一可怕的阴谋发生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饭店”,出席会议者有布什和撒切尔,还有索罗斯和盖茨这样的人。何新没有受到邀请,但他神秘地知道他们的阴谋。何新应该算是学者,所以我宁愿认为他对事实、证据这套东西没有兴趣,而不是没有能力。

阴谋论能推卸责任,所以它确实让我们舒服。不过,一旦人掌握了这种工具,要想不用在更广的地方,会技痒难耐的。还有许多不这么严重的,但已经成型的阴谋论,还有更多的萌芽。看过东航空难后网络上的各种议论,我觉得在明年,在以后,针对国内事务的阴谋论会越来越多。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有着蔑视事实与逻辑的古老传统,不仅因为我们实际上已经接受了不少阴谋论,不仅因为变革的激荡已制造出足够的社会心理基础,不仅因为公共事务还不够透明,人们得从流言蜚语里收集信息,不仅因为网络的普及提供了畅通的流传渠道,还因为在这几年里,新闻界有人喜欢阴谋论,也有能力让阴谋论从流言升堂入室为消息,来影响人们并不坚强的头脑。

原载《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50期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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