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嗣源教授对我发表的《民主的八大问题》的质疑与批评，我原不拟回复，因为它涉及重大问题，很难在网上用几句话解释清楚。更何况它只是我的书中一节（全书共有19章144节）。既然邓教授一再邀我商榷，我也愿意交流看法，还请邓教授予以指教。从网上得知邓教授是一位著述甚多、知识渊博的学者，虽非政治学者，但对政治问题兴趣深厚，难能可贵。
邓先生批评我对人民群众“轻视”，是出于个人价值观，无可非议。但是字里行间，我感觉他可能是受到西方“政治正确”与毛时代教育的双重影响。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人民”都受到政客狂热的追捧。前者是为了争取选票，后者则是为了执政合法性问题。于是人民的神圣与伟大与日俱增，达到与上帝平起平坐的地位。人们可以反上帝（如霍金）， 但不能反人民。邓先生对人民的热爱无可置疑，崇拜人民亦可理解。不过邓先生与我都不是虚伪的政客，对“人民”的评价并不涉及个人目的或利益，因此完全可以从学术角度客观探讨。我的理解是，海外中国（华）人谈论民主问题，并非对欧美民主特感兴趣，而是意在中国。我想邓先生也不例外。那么就从我们最熟悉的中国人民群众谈起。
前有法国大革命、纳粹德国与苏联，后有中国文革。邓先生与我都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时间回到1966年夏秋的天安门广场以及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如果当时中国举行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中国人民群众会投票选谁？现在有变化吗？不要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群众过去两千年都没有多大改变，真正改变的是包括邓先生在内的中国（及海外）精英阶层。如若不信，请大家看一看湖南韶山红旗招展、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的盛大场面，对毛的崇拜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许多群众跪倒在毛像前痛哭流涕。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毛统治中国的杀手锏不是苏联式的秘密警察，而是 “群众专政”。毛最霸气的一句话就是，（将他的敌人）“交给群众去斗。”如果群众不是无限忠于毛，毛岂敢如此？当无数革命群众围攻一名知识分子，当这名知识分子跪在群众面前可怜巴巴地“向人民投降”时，到底是这些群众还是这名知识分子代表了广大的中国人民？民主难道不是人民决定一切吗？
不要忘记，当年的革命群众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如今即使不占人口多数，也是规模巨大的社会阶层。如果他们通过一人一票（民主）主宰中国命运，“群众专政”会不会重现？即使这些群众对当局不满，怨声载道，甚至想造反，并不是因为他们向往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而是因为他们渴望出现毛泽东式的统治者，这样就能将有钱、有知识、有权力的人再次踩在脚底下任意践踏。邓先生可能去国已久，但毕竟在中国长大，难道对周围群众还不了解？（或许我找错了对象。我并不了解邓先生的背景，但相信他并非当年革命群众）。当然我所讨论的仅限于群众的政治素质。平日里与他们交往，他们为人还是友善的。
《民主政治原理》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讨论的是关于自由民主的思想与理论问题。当然中文读者不可能不联想到中国，并将书中分析运用于中国。书的《后记》倒是有相当大篇幅涉及中国当代政治（1978- ），其中有比《八大问题》恐怕更令邓嗣源先生视为惊世骇俗的观点。我在此引用两句：“自由-民主固然是人类社会最好的政治制度，但是它必须与良好公民素质相结合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展示它的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在一个民众道德普遍堕落、腐败与暴戾之气弥漫社会的国度，自由-民主不是良药而是毒药。” “在愚昧、残暴的群众泛滥成灾、形成社会汪洋大海的国度，贸然以政治民主化让群众直接掌控国家权力，是国家与民族愚蠢的自杀行为。”
这些话并非信口开河，而是出于深思熟虑。我在书中以大量篇幅、古今中外许多案例论证我的观点。近代贬损人民群众、认为人民不够伟大的伟大人物有许多。这里仅列举两位。一是孙中山，一是鲁迅。孙中山在1923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在“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王”的心态驱使下，中国人大都不赞成革命党的行动。若以多数人意见为准，那就只能是复辟清王朝。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并非是执行中国人民的意志。孙的训政理念正是由此而来。我想邓先生知道为什么鲁迅被誉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到底是什么思想使他如此伟大？如果不知道，请读一读鲁迅的代表作《药》。那些宣称要杀革命党、拿革命党人的鲜血蘸馒头吃的群众，难道不代表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吗？我与邓先生一样热爱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我反对的只是人民中的愚昧思想与行为。
那么我的政治理念是什么？我在此只能作简要概括（文末补充）。我在书的《后记》中又说，“我们从世界上千百万无辜民众付出的鲜血与生命中汲取了教训，即权力制衡比多数统治更重要。” 那么“权力制衡”是什么？它是共和制的核心要素。奠定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治制度（即1788年《美国宪法》）是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要理解这一点，邓先生不必读我的书，读一读《联邦党人文集》就够了。共和制之精髓（或原意）并非一人一票的人民大众的统治（即民主制），它是社会精英阶层对国家的统治。从共和制到民主制（普选制），包括邓先生引用的美国宪法修正案，固然体现了历史的进步。然而对历史进步的性质、得失与后果也要分析，许多事或许要等数十年、几百年才看得清楚。
历史上的所有进步都得付出代价，有时代价是极其惨重的。先别提推动历史进步的法国大革命中，下层民众对法国贵族与社会精英阶层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一百多年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曾被欧洲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欢呼为社会正义的胜利与历史的进步，如今已灰飞烟灭。在西方，女权运动、同性恋与吸大麻的合法化、向非法移民敞开国门并予以丰厚的福利待遇、传统家庭的瓦解、无节制的福利制、人民贪图享受（导致生活节奏越来越慢）等等（以及中国文革中的许多所谓新鲜事物），都被许多人视为历史进步。说到这里，顺便插一句。西方目前从经济到科技领域，面对中国的竞争所呈现的全面溃败趋势，在西方看来是因为中国违反国际规则（如国家出口补贴等）以及中国工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与西方工人相比）。说的或许有理。但问题之根源在于西方人过度追求生活安逸，中国人不可思议的勤奋程度令西方感到惊恐。以中国的国家规模与人口，如能做到思想自由、创新能力与刻苦勤奋三者结合，确实可能无敌于天下。但问题是做不到。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的长期缺乏扼杀了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这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上千年的问题。中国人缺乏思考能力也属于民族基因问题，它与中国人的勤奋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西方人追求生活享受与西方对人权的尊重也是相辅相成，两者都体现了历史进步。
邓先生文中一些观点，恕我无法理解，也就无法与之商榷。譬如，他说“人民统治人民（国家）“与”人民的权力“是两回事，那么”人民的权力“到底是什么权力？我说‘人民统治’乃一虚幻概念。 邓教授说既然如此，对“虚幻的概念”进行挑战有何意义？这就如同，我说邓先生的逻辑有问题。邓反驳说，既然如此，与我商榷有何意义？邓先生又问，“因种族、宗教、文化而严重分裂”的第三世界国家？难道这样的国家可以称之为“民主国家”？世界上确实有许多社会严重分裂的国家实行民主制。严重分裂与民主并不矛盾。邓先生说“多数统治”是一杜撰的概念。并非如此。自由选举中得到绝对或相对多数选票的政党或政客获胜上台执政，这就叫“多数统治”。当然“多数统治”在现实世界远比这复杂，但它绝非杜撰的概念。
另外我想借此机会答复ZYuCannon先生向我提出的问题，即既然民主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我说自由民主将是历史的终结，其逻辑关系是如何建立的？首先一切美好事物都有许多问题，世上无十全十美之事。它如同我们说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杭廷顿说民主制度铁定能解决的只是暴政，其他一切问题都无法保证。民主纵然有再多问题与缺陷，它也比专制好一万倍。这就说明自由-民主必将代表人类的未来。这是我的书的核心思想。我在这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鲜明，毫不含糊。我在《民主的八大问题》的前一节《我们为什么要民主？》中，对民主（对专制）所享有的无可比拟、无可取代的巨大优势讲得非常清楚。
我认为我与邓嗣源先生在民主问题上的意见交流是有益的，它比网上许多评论时事的政治檄文更有意义。欧洲民主是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博弈的产物，而美国民主是精心设计的产物（东欧有类似之处）。关于独立后的美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美国国父们事先为此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美国宪法》就是大致根据《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文章制定的。未来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也是需要设计的。我在书中说，世界上真正的民主制度（或模式）并非仅有三种，而是有八种。到底哪一种最符合中国国情，它值得探讨。西方从自由国家到自由-共和国家、再到自由- 民主国家的漫长的和平演变道路（即公民选举权分不同阶段从社会上层向社会中下层延伸），在当代已经关闭。现代国家的自由、共和与民主早已合而为一，三者要么全有，要么全无（all or none），它们必须同步实现。读者会问，既然如此，既然你对19世纪的美国共和体制如此钟情，那么在民主价值观早已深入人心的当代世界如何实现呢？和平而现实的替代方案是有的。我在书的《后记》中提出了我的构想。但是我也必须指出，与当时的美国一样，它毕竟只是一种最终迈向全面民主化的历史过渡。
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