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下集）：邓小平是怎么玩弄权术，扳倒华国锋的？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回应党中央的号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断主义；要团结，不要混乱；要国民政党，不要搞隐瞒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华国锋讲话）

在后来对于华国锋的批判中，他的两个凡事是最大的罪状。所谓的两个凡事就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说法是汪东星提出来的，华国锋按照这个表述也说过类似的，但是说得不多。

华国锋他之所以能够在暗流涌动、大佬凝厉的党内登上大位，权力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自身的能力或者资历，而是因为他是老毛指定的继承人，就像国大皇帝指定太子继位一样。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必须也只能在表面上继续高举老毛的旗帜，继承老毛的一搏。如果他一上台就否定老毛，那就等于否定他自己。包括邓小平，老毛在世的时候，他姓氏淡淡地说永不犯案，老毛死后也只能用功过三七开来替他洗地，所以他自己也没有胆量否定老毛。

但是我们说看一个人要听其言关其行。华国锋当政后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老毛的路线。他发动政变，逮捕老毛的遗霜和留下的四人帮，这本身就是对老毛路线最大最根本的否定了。以至于 1976 年的 11 月，当时的美国共产党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通过的决议中居然是公开大骂华国锋，说他在中国搞右派政变。事实上在 1977 年 3 月份以后，华国锋在公开场合就再也没有提过两个凡事。说华国锋搞两个凡事，完全是后来邓小平为了搞垮华国锋，捏造的罪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华国锋才是改革开放的实际奠基者和发起者。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第一，解放思想倡导者。1978 年的 2 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做了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第一次公开提出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在同年的 7 月国务院会议上，华国锋又一次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熟？因为后来邓小平也说过很多次，但是最早说出来的是华国锋。

他还说过一段更让人震惊的，现在有个问题，高干思想跟不上，怎么办？多出国，多考察。我们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中国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也是夜郎自大的故乡。随后在华国锋的要求下，1978 年 3 月起，国务院派出了四个考察团到海外考察，开启了大规模引进外资和西方技术的序幕。华国锋还把原来引进外资 43 亿美元的计划，一下就提高到 500 亿美元。中日合作的第一个项目，上海宝钢，就是在华国锋的拍板下立项开工的。

王振作为中共党内的顽固的保守派，1978 年作为副总理被华国锋派到英国去考察。这个老顽固看到英国社会的现状之后，大受震撼，回国后他是这么报告的：英国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到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可见当年出国考察对于这帮老顽固的震撼有多大。

这些东西今天说起来很平常，但是大家要知道，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那种和西方为敌，动不动就要抓特务，批判走资派的环境还在，中共党内的保守势力还非常强大。华国锋作为最高领袖，公然号召走出国门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技术，这个非常难得，因为他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第二，经济特区创建者。1978 年的 4 月，以段云为首的港澳经济考察团向华国锋提交了一份考察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他们建议改变广东保安线和珠海线的行政规划，实行和港澳对接的特殊经济政策和外汇政策，想把两个地区建设成为出口外贸加工区，这也是经济特区最早的雏形。华国锋肯定了这份报告，而且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随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就提出了经济特区的想法。经济特区这种资本主义形态的东西，在当时完全是石破天惊的全新事物，它本身是对计划经济的彻底否定，所以存在很大争议。当时习仲勋也为此多次向华国锋和邓小平请示。华国锋随后在 1979 年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一锤定音，党中央国务院下决心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和别省不同一些，自主权大一些，在深圳珠海搞特区，搞成特区就可能发展快一些，因为广东和别的省不一样，它有特殊的有利条件。在他讲话后一个月，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就正式成立了经济特区，拉开了改革开放深圳的序幕。这个事儿，虽然是习仲勋和邓小平具体策划的，但是没有华国锋的拍板，绝对干不成。

第三，危险事举的倡议者。中共改革开放的一些重要人物，基本上都是在华国锋当政后，被他亲自点名请出来的，比如胡继伟、胡耀邦、邓小平、谷牧、习仲勋等等。胡耀邦、习仲勋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放开手脚，大规模地搞平反冤假错案，搞经济特区等等，说到底，都是在华国锋的理解和支持下才搞得成。特别是邓小平，他是被老毛亲自点名打倒的，仅仅给他保留了一个党籍以观后效。如果华国锋真的要继承老毛的路线，就根本不可能给他翻身的机会。虽然最早是叶剑英提名邓小平复出，但是作为最高领袖，华国锋如果不点头，邓小平不可能有出头之日。

1976 年的 4 月，在抓捕世人帮之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就宣布了三条措施：

第一，请邓小平出来工作；

第二，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的出来；

第三，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

因为当时邓小平已经被批倒批凑了，华国锋为了让他付出，可谓是用心养苦。可以看出，华国锋这个人在掌握最高权力之后，没有玩弄权术巩固权力，反而是在积极的下放权力，危险视觉。对于那些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的政治对手，完全是不设防。

不仅如此，华国锋在当政的四年多的时间里面，他除了批判世人帮之外，没有发起过一次政治运动。像邓小平当政之后，他其实也搞过好多次，怎么清除精神乌矮，83 年的严打，86 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但是华国锋是完全一心一意搞建设，政治氛围非常宽松。

胡耀邦在被华国锋重用之后，推动了实践式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其实胡耀邦在这个事之前并没有和华国锋沟通，为此华国锋还遭受了党内保守派的攻击，但是华国锋把这些事自己扛下来了，让胡耀邦得以大展全角。

华国锋下台之后，胡耀邦在邓小平的手下干得多么的憋屈，最后被迫辞职。这其实也反寸出，他当年在华国锋的手下是多么幸运，他能够大刀阔斧的推动真理标准讨论，推动平反工作，说实话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华国锋的撑腰。

后来北京西单出现了民主强，民间自发到那里贴大字报，发表对于实居的看法，其中也不乏对于中共高层领袖的批评，甚至对于自由民主的向往等等。这个事儿背后有邓小平推包住了，其实就是针对华国锋，但是华国锋不仅没有阻止，反而是采取了宽容忍让的态度，没有压制民间的声音。

邓小平上台之后，目力打到了，立马就查封了西单的民主强，抓捕相关人等。和华国锋对比起来高下立派。其实最能体现华国锋这个人包容和民主态度的是 1978 年 11 月召开的 11 届三中全会，这是迄今为止中共历史上最民主的会议。

华国锋开篇就讲，我是下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及时广义。所以这个会议一开始，很多人就提出解决历史一案的问题，并且对两个凡事直接批评，矛头直指中央的副主席王东兴和华国锋本人。会议是坚锐而激烈，华国锋对于那些批评不仅没有压制，反而两次当众公开自我检讨，认为大家提出的批评他作为中央主席，无论如何都是负有责任的。在中共这种死不认错的政党里面，这种破天荒的包容可谓是空前绝后，目前也只有华国锋一个人做到了。

根据后来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的回忆，当年的胡耀邦在参加完这个会议后非常兴奋，他回来就对儿子说，在一个低巴上，华主席一出头打开了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不仅是胡耀邦，包括当年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主编胡锡玮，余光源都承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成功，和华国锋本人的民主姿态和民主精神密切相关。胡锡玮在晚年自己的自书中是这样说的，回过头来冷静的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

华国锋虽然在政坛上赢得了好口碑，但是仅仅靠好口碑，是很难在一个极权政党中巩固权力的。在玩弄权术方面，华国锋说实话确实和邓小平不是一个水平的。

在华人堂事变发生后的几天，也就是 1976 年的 10 月 10 号，邓小平就写信给华国锋表忠心。这封信写得非常肉麻，不仅是政治上思想上，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 15 年至 20 年之久。我从全国人民一样，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1977 年的 4 月 10 号，迫不及待的邓小平又写了第二封信表忠心，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和工作的部署。为了表示和华国锋站在一起，邓小平甚至表态拥护两个凡事：“我们必须世世代代高举和捍卫正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后来邓小平用两个凡事来批评华国锋，真的是翻脸不认人。

华国锋毕竟太年轻，当时被邓小平的姿态所迷惑，也因为有叶剑英的支持，所以很快就放虎归山。1977 年的 7 月，恢复了邓小平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些职务都是党政军的重要职位，一下就全部都交给了邓小平这个实力派，让他顺利地东山再起。

华国锋满以为邓小平会对自己感恩戴德，殊不知邓小平从心里是根本瞧不起他的。我前面说过，邓小平进入党内最高领导层的时候，华国锋只是一个县委书记，资历完全不在一个层面。邓小平这种权力欲望极其强烈的人，怎么可能甘心蹲在一个小地的后面呢？邓小平在复出之后，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夺权之路。他本来在党内就是根深蒂固，一呼百应，这个时候又身居要职，更有说话的份量。他联合陈云、李先念、王震、胡耀邦，趁华国锋出访国外的时候，私下活动，大面积地约谈老部下和实权派，封官许愿，形成了强大的反对华国锋的联盟，彻底地架空了华国锋。

特别是在 1980 年的 2 月，邓小平陈云联手把胡耀邦、赵紫阳送进了政治局，当上常委。控制了政治局之后，就发动了对两个凡事的大批判，喊杀声影地说华国锋拥护极左路线，迫使支持华国锋的王震、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吴桂贤等等人辞职，完全解除了华国锋在政坛上的语言。

在这个过程中，手握权力的华国锋为了避免党内的分裂，瞻前顾后、忧虑寡断，他没有采取像样的反制措施，也没有去保护这些支持自己的人，使得自己的威望大为受损，没有人再敢站队追随他。这个时候的华国锋已经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最后一个盟友叶剑英年事已高，在华人堂事变之后基本上就在家里面养病，能给予华国锋的支持也不多了。所以华国锋在和邓小平的斗争中，是完全处于劣势。

1980 年的 8 月，邓小平和陈云的控制之下，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很多人提出基于党政分开的原则，华国锋兼任的职务太多了，迫使华国锋辞去了兼任的国务院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而胡耀邦掌控了中央书记处。这一年失去了党政权力，也注定了华国锋已经无力回天。

1980 年的 11 月，邓小平和陈云穷追猛打，连续召开 9 次会议，发动对华国锋的批判，讨论华国锋的执政问题。陈云、李先念带头炮轰华国锋，要求他下台。甚至是受过华国锋大恩的胡耀邦，也在这个时候反水，留下了一身的污点。他在邓小平的授意下，伪心地批判了华国锋。最后在墙倒众人推的情况下，华国锋最后的盟友叶剑英也被迫发了言：“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来承担好了。”叶剑英说出这话，华国锋就已经知道大事已去，没有再做辩解，当场就表示接受批评，并且提出了辞职。

1981 年 6 月召开的中共 11 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被迫辞去了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任中央主席，邓小平接任军委主席。到 1982 年中共十二大的时候，华国锋的职务就只剩下一个名义上的中央委员了，彻底地淡出了高层权力圈。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就会疑问：作为最高领袖的华国锋，为什么会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就轻而易举地被邓小平给扳倒了呢？这里就不能不提华国锋作为政治领袖的三大致命缺陷。

第一个缺陷，包袱沉重，既要又要。华国锋被邓小平抓住的最大把柄，就是他坚持两个凡事的文革路线。老毛作为华国锋上台的护身符，华国锋没有意识到他同时也是一个负资产。加上他本身对于文革的体会和认识并不是特别深刻，所以他虽然当政之后，实际上是推翻了文革的路线，但是在正面的宣传中，又不得不继续维护老毛的神圣地位，对文革不敢也不能深入地切割和批判。这种既要又要、两头讨好，实际上就给反对派留下了口实。

胡耀邦在参与批判华国锋的时候，说过这么一段话：“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部赞成的。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捡他需要的，只顾眼前不顾后果。”胡耀邦这段忘恩负义的讲话，是他一生的耻辱，但是也可以看出华国锋因为不敢甩开老毛的这块招牌，给自己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也导致他的各项改革措施实际行动和纸面宣传自相矛盾，最终都成了为他人做嫁衣裳。

这是因为他确实在思想上，没有达到真正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如果他真的是下定决心，否定老毛的政治遗产，完成和老毛的切割，那么在政治上，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改革派的支持。

华国锋的第二个缺陷是资历太浅，根基不稳。华国锋是因为忠厚老实，被老毛看上当做接班人的。他本人在中共的党内，和同时期的政治大佬们比起来，完全没有可比性。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这些元老，历经风雨，在党内、军内都有自己的派系和势力，根深蒂固，所以就算是一时被打倒，影响力依然很大，很容易就能东山再起。但是华国锋没有，他从政最大的靠山就是老毛，一路提拔，也是因为老毛的青睐和关照。有一些实际的政绩，但是不足以保证他的领袖地位。说白了，华国锋在党内只能算是一个后起之秀，在派系林立的中共党内，基本上算是孤家寡人，没有支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也没有及时的提拔自己的势力，基本上还是依靠王震、叶剑英这些老人，一旦失去他们的支持，就非常危险。

作为一个没有自己派系的领袖，华国锋如果要坐稳位置，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力提拔自己人，形成自己的羽翼；二是分散权力，让党内的元老形成权力平衡，自己站在中间作为最后的决定力量。但是这两步棋，华国锋都没有走。他过于大公无私，在自己的权力还没有稳固的情况下，就过早地把权力交给了邓小平、陈云这些实力派，让他们很快就逐渐就步，架空了上层，自己也成了有名无实的光杆司令。特别是对于中共这么一个非常讲究枪杆子的政党，华国锋在军队内部完全没有影响力。作为军委主席，实际上根本指挥不动枪。他更应该在控制军队上下点心思，但是他却天真的希望可以通过邓小平来控制，把军队的权力交给了邓小平。在邓小平通过中越战争彻底掌控军队之后，他也失去了最重要的筹码。

华国锋的第三个缺陷就是能力有限、优柔寡断。中国有一句老话：慈不掌兵，义不掌财，善不为官，仁不从政。也就是说，仁慈的人不适合带兵打仗，仗义疏财的人也没有办法管理财务，过于善良的人不能做官，讲究仁义的人很难从政。说白了，就是在专制体系的政治斗争中，根本上是一种零和博弈，更多的时候需要杀伐果断，薄情寡义，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特别是中共，它不是一个现代议会制的政党，它是一个集权政党，它的权力斗争不是光明正大的按照规则来的，而是勾心斗角的潜规则来决定的。向来都是历史无情，极为残酷。华国锋作为一个忠厚老实，下不了狠手的人，其实不要说当领袖，就是作为一个官场普通的官员那都是很难混的。他既不会高度集权定于一尊，也不会搞政治运动来巩固权力、整肃异己，更不会像老毛那样玩弄权术平衡，让党内的派系互相牵制。在自己根基薄弱的情况下，想靠宽容和仁慈来驾驭一个集权政党，那是注定要被实力派和野心家给搞下去。

在邓小平复出之后，他就积极地私下活动，拉拢陈云、李先念等等党内的大佬，私下达成了瓜分权力的同盟，最终在高层彻底孤立了华国锋。他这些动作其实华国锋自己是知道的。1979 年 10 月 12 号，华国锋开始出访西欧，就趁着华国锋出行，邓小平就私下召集各大元老密会，主要是谈论军队的人事问题。在这段时间里面，邓小平找了 100 多个人谈话。华国锋回到北京之后，作为元老的彭真就悄悄跟他告状，说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邓小平召集很多人谈话，你要注意这个动向，你考虑我们是不是也该找他们谈话。彭真应该说已经说得非常直白了，邓小平在背后挖你的墙角，你要注意。但是华国锋回应说，你讲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一些，如果我也这样做，很有可能造成这个党的分裂，我负不起这个历史责任。可以看出华国锋真的是太天真了，也可以说他有点懦弱。他敢搬倒和他一样根基很浅的四人帮，但是对于邓小平这种实力派，他就完全失去了那种针锋相对的魄力和勇气。

直到他快下台的前夕，也就是 1980 年的 8 月 30 号深夜，为了保住华国锋，叶剑英找到他，说你在邓小平的问题上究竟准备怎么办？华国锋说我准备辞掉一切职务。叶剑英当时就叹了一口气，邓小平比四人帮还厉害吗？可以说叶剑英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后来在会议上抛弃华国锋也就不奇怪了。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当时华国锋真的放手一搏，玩一点权术，以他的正统领袖的地位，加上还有叶剑英、彭真这些元老的支持，恐怕邓小平想要搬倒他也不是容易的事啊。可惜他主动示弱，关键时候退缩了，完全没有怀仁堂事变时候的那种勇气，这也就谁都救不了了。

下台后的华国锋极为低调，在北京深居简出，几乎不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但是他依然连任了多届中央委员，尤其是在中共 1997 年举行的十五大上，他已经下台整整 16 年了，但是依然全票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走过场的选举里面，通过选举并不难，但是想要拿到全票，那确实很难的。要知道当年习近平可是候补委员的最后一名，很多人都不买账，而华国锋作为一个早就不问世事的失意者，依然能够拿到全票，可见华国锋在中共党内威望之高。

但是因为邓小平的掌权，华国锋在中共公开的历史里面地位不仅被完全抹杀，而且事实上是被歪曲了。举个小例子，比如恢复高考这件事，几十年来都被当作邓小平的功劳，其实这个事是华国锋做的。1977 年 7 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恢复高考，那个时候邓小平刚刚复出不到 10 天，根本轮不到他来拍板。所以那些为高考改变命运的人，如果要感谢的话，那么应该感谢的是华国锋。

邓小平在 1989 年 5 月，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时候，他是这么评价华国锋的：

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这完全是瞎说。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说白了，是华国锋当年提出的结束阶级斗争、把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方针的延续。邓小平恰恰是继承了华国锋的政策。华国锋实际上是邓小平付出的最大恩人，但是邓小平却忘恩负义，为了搬倒华国锋，给他泼了很多子虚乌有的脏水，比如说他主劳平反冤假错案和老干部的复出，这就是血口喷人。没有华国锋撑腰，哪有胡耀邦的大规模平反，哪有那些老家伙重新出山、指点江山的可能呢？像著名的内人党案以及毛泽东钦定的六十一人叛徒案，都是华国锋亲自批示平反的。

因为长期对于邓小平的宣传，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邓小平搞掉华国锋是好事，推动了中国的进步。这是一种误会。实际上就算是没有邓小平，改革开放在华国锋当政期间已经成为人心所向，也是华国锋实质性地推动起来的。实事求是地看，华国锋主政的时候，可以说华国锋是打着老毛的旗号反对老毛，是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的奠基人。而且可以肯定，如果他继续掌权，由于他没有邓小平那种强势，政治的环境会更为宽松，像胡耀邦、赵紫阳这些改革派可能更有施展拳脚的空间，中国的改革之路也可能更好、更平稳。

华国锋严格意义上，他不属于改革派。他也不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有政治改革的宏伟蓝图和强力意愿，但是他却是那种可以保护改革派、推动社会稳步前进的领导人。他不会为了权力不择手段搞政治运动去打压异己，也懂得唯才是举，懂得妥协让步，听取正确的意见。在文革后的那种环境中，一个开明的弱势的领导人比起一个刚愎自用、以个人意志为中心的强势领导人，对于中国来说是更好也更合适的。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得到"仁"这个庙号的开明皇帝宋仁宗，他就很像华国锋。他本身没有什么出众的能力，但是就是宽厚仁慈，能够虚心纳谏，广纳贤才，所以才开创了宋朝四十年的盛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巅峰。一个好的最高领导其实不需要有多强的能力，更需要的是虚怀若谷、包容宽厚，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如果六四发生在华国锋的主政时期，他是绝对不会像邓小平那样调动军队去镇压学生的。他更有可能顺应民意推动政改。他也绝对不会为了掌控权力去撤换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人。

当然，以华国锋的个性，他就算不被邓小平搞下去，也可能会被别人搞下去。华国锋的悲哀和后来胡耀邦、赵紫阳的悲哀其实是一样的。在一个极权体制中，好人是活不久也活不长的。只有像邓小平、习近平这样心狠手辣、不讲规则也不讲道义的人，反而能活得既久又长。这个体制赋予了坏人这样的优势和特权。

我们今天回过头去说华国锋，并不是一定要替他翻案，而是要真切地还原历史的功过是非。我们只有了解真实的历史，才会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华国锋的悲剧说明，好人改变不了一个糟糕的体制，只会被这个体制所吞噬，陷入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要跳出这种历史的循环，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把权力关进笼子的体制。这样的体制比一个好人更值得依靠和期待。 （本文源自油管频道：二爷故事：https://www.youtube.com/@Tankman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