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嘉活佛：逃离

(本文根据视频采访整理而成，把文字很多口语及重复的地方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进行了修改)

准备离开

阿嘉仁波切： 我在塔尔寺就是管理七年。所以我就塔尔寺开一次会。最后一次会，我就说，我们的塔尔寺的僧众们，你们好好学习，好好修行。我是可能是最后一次开会，我要走了。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不敢说我要逃跑。

就开完会以后呢，他们有人纷纷议论。说，我们的仁波切，可能要升官了，要到北京去了，当更大的官了。那这样更好，更光彩，塔尔寺更有好处。他们底下是这样传播说的这样。我听说了，那个说完以后我马上就离开了。

王志安： 那你当时让你当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甚至有更高的职务给你。你就很害怕。但实际上你本身就是当年的青海省的佛教协会的会长，也是政协的副主席。本身就是政府序列里的官员。

阿嘉仁波切： 是的，在政治舞台上，对。

王志安： 那为什么说当了那个政协常委以后会更害怕呀？

阿嘉仁波切： 对呀，因为以前的那个是，就是叫你当一个政协副主席，当一个佛教协会副会长，这个就是一个很便利的条件。有这些条件以后，我更能做一些更多的事。塔尔寺的维修，什么这个，跟中央的领导。

王志安： 那你当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以后，你不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吗？

阿嘉仁波切： 是，更不是这样吗？但是他这里头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话？你要当这个班禅大师的这个经师。

王志安： 那为什么当经师你就不愿呢？不愿意呢？

阿嘉仁波切： 因为这个就是我这个我不敢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承认这个转世。就是你认为选的那个灵童，选的那个灵童不是真正以这个佛教的这个手法选出来的。这个选了以后我自己也不信任，这个广大的这些信众，包括汉族在内的都不承认。你不承认的这个，我跟着这个强加于人民的这样的一个跟这个组织，我在一起配合去，我做他的经师，我说他的话的话，那个我接受不了。

王志安： 你接受不了这个，实际上你是接受不了这个。

阿嘉仁波切： 对。

王志安： 那是当时让你做班禅的经师，是你当佛教协会会长的前置条件是吗？

阿嘉仁波切： 对。他说的你当这个经师的话，你的前途很会更光明吧。就是说前途更会好，你会这个当这个政协副主席，还有当，哦，政协的常委，当佛教协会会长，那你的职务可能还更高。这么说了。

这些说了以后，那个也真选了，那个我走了以后，我到纽约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政协常委的名单里，就已经有我的名字了。

王志安： 那您当时就是想离开中国，你有跟其他人商量过吗？

阿嘉仁波切： 很小范围，很小范围的商量过。因为我出来的时候，我们五个人在一起。最小的是我侄子。我侄子是因为那个时候搞计划生育。我兄弟我弟弟的第三个儿子。那个时候牧区是只能生两个，他是第三胎。那第三胎的话呢，要不行，要罚款或者是要打掉。那我是信佛的，你千万不能打。我就收养，我就领到我。我旁边。那么他呢，是最小的，他不敢说，他小孩。他那个时候才十一二岁。其他的呢，我的就是跟我一起出来的那个师傅，那一位出家人，他是我的随缘，他也跟我三十年了都。他是呢，我说了，相当于我的徒弟。我说我要出走我就带着你。

另一个是我的司机。当时我担任政协副主席后，根据政府规定需要配备一名警卫。然而，县里和省里在派遣警卫的问题上一直未能达成一致。对于我而言，配备一名警卫并不方便。虽然警卫的职责是保护我，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也在监视我。此外，警卫也不愿意整天待在寺庙里，因为那样非常无聊。于是，我提议由我的司机担任警卫。有人表示司机担任警卫可能不合适，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王志安： 那你的司机是蒙族人？

阿嘉仁波切： 不是，他是当地的半藏半汉吧。那么他们就勉强同意，先暂时代替吧。就这样，他们就经常叫到那个公安局，安全局去开个会。给他培训。还给他发了枪来着，他有枪，就是警卫。

那么那个警卫，他是我司机当了也十年半那个时候，他是跟着我，我跟他说了，我说我现在要走了，你怎么办？自己决定。他说我要跟着走，那好吧。他家刚结婚，他说他的太太也该带着走。我说，哎呀，那这个多麻烦，人多了那个呗。他说一定要带，那好吧。他和他太太，我的这个徒弟，我这个侄子就是我们五个人。

王志安：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跟一些像你的一些长辈，或者其他人商量过？

阿嘉仁波切： 谁都没说。包括自己家人，一个人都没敢说。连我的长年跟我的一个秘书，就是我自己的人了，跟他都没敢说。没说的意思是，我不是不相信他，一说了以后他们就反对。不想让走，多冒险。也一个是不想让走，一个是这个是太危险的事了。

王志安： 你说的危险是指？

阿嘉仁波切： 危险就是你出不去。那个马上会知道，抓到。就你如果要是万一没出去的话，把你拦下来。那就会问你到底去哪里，你干什么呀。那以后都不方便。

王志安： 你可能政治生命也可能会受影响是吧？

阿嘉仁波切： 受很大影响。所以我就不敢说。

最终决定出走的时候，我去了北京参加一个春季茶话会。当时中央政府经常召集我们这些宗教人士、政协委员以及常委们开茶话会。在茶话会上，我有一个徒弟，是印尼的华侨，她是个佛教徒，名字叫 Kristin，她的英语很好。

我对 Kristin 说：“我准备要出走了，你帮我想个办法。“她非常惊讶，问道：“师父，你为什么要出走？你在这里不是很好吗？你还能做很多善事。“我说：“不行，我一定要走。”

Kristin 非常了解中国的情况，她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也做过生意，所以她极力反对我出走。她说：“出走很危险。到了国外，你怎么生存？这非常不安全。” Kristin 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她对国外的情况非常了解，因此她再三劝我不要出走。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离开。

后来我继续跟 Kristin 商量怎么出走。最终决定出走的过程也很奇特。我有一个朋友住在南美。以前我跟随班禅大师访问美洲，包括南美和加拿大。当我们到达南美洲的巴西时，我认识了一位住在危地马拉的华侨。那时，他告诉我，如果我真的想要离开，能够走的一条通道就是通过危地马拉。

当年那个华侨并没有说这条路，而是 Kristin 后来告诉我的。她说：“如果你要走的话，可能只能走到危地马拉。“原因是，危地马拉和中国没有建交，而是和台湾建交。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相对宽松，很多人可以通过危地马拉到达中南美洲。这样的话，危地马拉就成为了一条可能的出走路线。

王志安： 但是那你没有签证？

阿嘉仁波切： 去危地马拉不需要签证，因为中国和危地马拉没有建交。所以，只需要那边有人发邀请函，再加上财务担保，就可以买票出发。

在我决定出走时，我必须想办法弄到邀请函。于是，我联系了在南美洲认识的朋友，他住在危地马拉和巴西之间。我向他请求发一封邀请函，他答应了。作为在美洲生活的华人，他并不了解中国的这些情况。他说：“可以，师父，给你发一封邀请函没问题。“于是他发了一封邀请函给我，只需要一封电子邮件即可，收到邮件后就可以买票出发。

当时我已经有护照，是外交护照，因为担任省部级职务时获得的。外交护照分为不同情况使用，我在随班禅大师访问时一般用外交护照，有时用公务护照。出走时，使用外交护照办理签证需要总理的批准，这是规定。显然，李鹏总理签字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另寻他路。

我决定通过危地马拉，因为不需要签证。我还在机场有朋友，我对他说我要带家人出国一趟，问他能否帮忙。他说这非常危险，因为像我这种级别的人出国都需要国务院批准。我告诉他，这种批准不可能实现。我们一方面念经祈祷，另一方面准备好出行。最终，我们成功买到了票。

这个机票还好不是在中国买的，而是通过荷兰购买的。有一班从荷兰直接飞往危地马拉的航班经过中国。这个机票是 Kristin 帮我买的，她通过电话订的。这趟航班非常少，一个月只飞两次，要么等 15 天，要么就得马上走。我决定越快越好，这真是一次惊险的经历。

王志安： 那按道理来讲，你平时你在北京的活动，那不都得向那个有关部门报告吗？

阿嘉仁波切： 我每次出行都必须报告。这次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从塔尔寺出发，到北京参加茶话会。期间没有人干涉我的行动。茶话会结束后，还进行了金瓶抽签。当时我请假时，他们绝对不同意，因为这个过程中央需要随时通报情况。

金瓶抽签完毕后，这些紧急事务告一段落，我才有了一些自由。我对他们说我要到广东去闭关，他们也同意了。

王志安： 你是跟谁报告的呢？

阿嘉仁波切： 我是向统战部和宗教局报告的。我告诉他们茶话会结束后，我要去广东转一转。他们表示可以，我说我要去闭关，他们也同意了。

王志安： 那按道理来讲，你去广东闭关不也得要广东的有关部门接待？

阿嘉仁波切： 他们没有详细询问我的计划，也许是他们的疏忽。于是，我们几个人分别从不同地方集合在一起。他们从塔尔寺飞到广东，而我和我的随行司机则从北京飞到广东。我们在广东集合时，正好赶上春节，大家都放假了。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老板，不是政府官员。我也没有通知政府官员，只是告诉他们去忙自己的过年事宜，我会安安静静地休息。

我对接待我们的老板说：“我可能会休息一两天，然后就离开了。如果不告别，就再见了。“他说：“好好好。“他们根本没想到我会离开。

从北京到广州，再从广州飞回北京时，我们是偷偷进行的。我们五个人飞到北京后，入住了机场附近的一家小旅馆。这是 Kristin 帮忙安排的，因为当时北京的管理比较宽松。我们登记入住后，Kristin 已经帮我们订好机票，但票还没有拿到手。

离开北京的当天早上，我们去拿票。Kristin 和我的司机负责去取票，我带着其他人，包括孩子、司机的妻子和我的徒弟，前往机场。酒店离机场很近，但那天正好下了一场大雪，导致交通堵塞，我们非常着急。我们的航班大概是中午 12 点或 1 点，但还没有拿到票。我们通过手机随时联系，问他们是否拿到票。他们说还在堵车。

取票地点在北京的一座大楼内，我记不清具体名字了，可能是国际大厦。Kristin 和司机去那边取票，而我带着其他人前往机场。

我们都不再穿袈裟，而是穿了便服。我还留了胡子，戴上黑墨镜，仿佛变成了特务。尽管如此，我的头发还是显眼，所以戴了一顶鸭舌帽。当我们到达机场时，那里有认识我的人，其中一个是统战部的干部，名叫王哲毅（音译）。他看到我时，不敢打招呼，因为他平时见到我是穿袈裟的样子，而这次我穿便服，在熙熙攘攘的北京机场中，谁也不会特别注意到我们。

我们偷偷地等待，时不时打电话询问 Kristin 和司机是否拿到票了。他们刚到买票的地方，那里人很多，但运气很好。出票处的办公室主任还没到，因为也在堵车，只有一个小女孩在出票窗口工作。Kristin 和司机跟她解释了我们的情况，她很通情达理。一方面，他们要赚钱，而我们五个人的机票当时也很贵，大概一万多人民币。我们直接把从银行取出来的现金交给她，连数都没数。

小女孩收下钱后，给她的主任打电话，请示如何处理。主任问：“他们有签证吗？“答：“没有签证，去南美洲。“主任又问：“那他们有邀请书吗？“答：“有。“于是，他们复印了我们的护照，并为我们出票。

出票后，Kristin 和司机打电话告诉我们：“拿到票了！“我们这边非常着急，航班快要登机了，但票还没拿到手。

当广播里宣布：“去南美洲的旅客准备登机"时，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但票还未拿到手，非常紧张。随后，电话里传来消息：“到了，到了，到了门口！“拿到票后，我们前往登机口。我对我的徒弟说：“现在我们有票了，我们要走了。“但为了确认顺利登机，我请他查一下我们的名单是否在首都机场的系统中。幸运的是，名单上没有我们的名字，他说：“名单上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放行。”

他帮忙放行了，但也依赖运气，因为他并不认识所有人，只能在某个关口帮助我们。过海关时，我们首先通过了安检。安检是否打过招呼我不清楚，但在盖出境章的地方，确实有人打过招呼，盖了出境章。

盖章后，我们过海关时，手里只有两个皮箱。由于我们带了佛像和法器，海关人员看到箱子里有文物，感到很惊讶。我们感到担心，但朋友进行了沟通，最终勉强通过了。

上飞机后，飞机门一直没关，播放音乐时我们都非常紧张。我小侄子很开心地问：“我们要去哪里？“他以前坐过飞机，但现在知道可能要出国了，感到很兴奋，询问是不是去美国或其他地方。其他人都很紧张，我担心朋友是否已将我们出卖，因为飞机一直没飞。我脑海里浮现出被警察拉着手铐的情景。

经过一番折腾，原来因为一场大雪，许多客人未能到达，机场因此堵塞。等到那些人上了飞机后，门终于关上。广播通知说：“对不起，晚了几分钟或半个小时，现在可以起飞了。“我们这才松了口气，飞机随即起飞。从北京起飞后，飞机在荷兰停了一下，第二天才到达南美洲。

到达南美洲后，我们依然很害怕。到达危地马拉时，落地签证处的管理由军队负责。他们经常向外来人员索要钱。签证处按照规定，外交护照可以免签一个月，但他们给我们的签证仅为 15 天。我们刚出关时，军队人员拿走了我们的护照，并要求付钱。我们感到非常紧张，以为可能会被拒绝入境。

询问了一些在当地的广东人后，得知有些人可能会被送回去，我们心里十分不安。最后，我们通过塞钱解决了问题。那时我仅有一百美元的备用金，这是在北京换的，朋友和弟子帮忙准备的。我将一辆旧奔驰车交给了朋友作为交换。他们给了我一些美金，这比没有要好。我的奔驰车是徒弟送给我的，换取了一些美金。总的来说，虽然一切都很紧张，我带着仅有的几个包和五六个人，终于顺利度过了这一关。

当时我带着五六万美元，都是随身携带的。那个时候的检查比较宽松，没有人登记这些细节。在危地马拉出关时，我尽量少给钱，只给了一百美元。然而，那些军队人员看了钱后，可能觉得不够，便开始吓唬我们。他们派了几个军人和一条大狗来围住我们，我们都吓坏了。护照也被他们拿走了，出关的过程中也接近半夜了。

经过一番折腾后，军队人员最终把护照还给了我们。我们几个人都在念佛求平安。虽然心里有些半信半疑，但最后他们还是把护照还给了我们。虽然我给的钱很少，可能他们觉得不够，但最终还是没有问题，我们顺利通过了检查。

出来后，我的朋友也赶到了。他告诉我们可以先在危地马拉待着，我们的签证会慢慢延续，这样就可以在这里暂时停留。那时我决定就留在危地马拉，只要能够离开中国就好。

离开中国就可以了

我到了危地马拉以后，政协的秘书长给我打电话。他知道我的手机号码。我接了电话，是清海省政协的秘书长，他说：“阿嘉主席，你在哪里呀？“我说：“我在南方。“他说：“为什么这个电话断断续续的这样？“我说：“信号不好。“他说：“政协开会了，两会就马上开了，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南方，我可能是来不了，请个假吧。“他说：“不行，你一定要来，我给你把房间都登记好了。韩玉先主席在找你。“韩玉先是我们政协主席，我是副主席。

他说：“我知道。“还通过了一次电话，之后我有点准备。到广东的时候，我有个习惯到一个宾馆拿一张信笺。我拿了信纸信笺都带着。

到了南美洲以后，我写了一封信。给政协主席，给政协的办公厅。我说我在闭关，一时回不了，请个假。写完以后，装到广东的信纸信封里。我给危地马拉的朋友，他们经常去中国。我说：“这封信不要从这里寄，必须到中国境内后，贴上一张中国邮票再寄出去。“他寄出去了。

他们收到信后，据说放心了很多。当时他们怀疑我一下子不见了，是不是溜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有怀疑，我正好到了危地马拉，就做了这样一件事。

王志安： 那你当时已经到了危地马拉，为什么还要跟他们说你其实还在境内？

阿嘉仁波切： 因为当时中国的情况复杂，有很多牵连，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的秘书。所以我想找一个稳妥的办法，隐蔽起来，不联系任何人。但是你不可能一直这样隐蔽下去，这样隐蔽几天有什么意义呢？当时人到了那一步，不会想到那么多，当前有什么急问题要处理，这是我的想法。

我寄了这封信。在那边我们需要续签。续签时运气不好，其他人的签证都续下来了，半年或什么样的，我的却下不来。我说：“我的护照是外交护照，必须要拿到危地马拉的外交部续签。“危地马拉的外交部和中国外交部没有关系，他要送到台湾的外交部去。这就很麻烦了，我就等于是黑下来了

黑了以后就很紧张。一个月的签证过期了，我们在那边呆了两个月。一个月后，我开始紧张了，等于是没有合法签证了，成了非法拘留。他们说非法拘留很危险，当地人找到这样的人后，会抓住你，向担保你的人要钱。他们会说：“你的人我抓到了，他是一个外交官，非法拘留了，拿出多少万，要不然就交给什么什么部门处理。“所以我很害怕。在那边呆了两个月，心惊胆战。

王志安： 你是怕牵连邀请你来的那个朋友？

阿嘉仁波切： 对，他们抓住我，对他也有牵连，对我也不好。Kristin 送我们到机场后就回去了，我们几个人飞过来的。我经常打电话联系他，问中国有什么动静。他通过另一个朋友，跟国安部关系很熟，打电话问情况，说：“师父现在在哪里？安全部到处都在找你他。“这么一说，我就很害怕。

其实两个月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我在我的信众中没有被发现。我们原来说的是如果我出境十分钟内就会被知道。我也相信会被知道。但是运气好，出来两个月都没有被发现，没人知道我在哪里。但我还是很害怕。

王志安： 你其实在南美，他们知道了也不太可能把你抓回去。

阿嘉仁波切： 现在想是这么想，当时没有那么想，没有把握，不知道，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出逃。

Kristin 说：“你为什么不跟达赖喇嘛联系？“哦，对，应该联系达赖喇嘛。他是我们的师父，但我没有直接联系。

王志安： 历史上见过吗？

阿嘉仁波切： 以前见过，五几年我很小的时候见过，那时他还在国内。50 年代的时候我还小。于是我写信给达赖喇嘛，说：“请你帮忙，我现在在南美洲。“信通过某些途径送达了，他收到了。

王志安： 你寄给谁当时呢？

阿嘉仁波切： 当时是通过朋友寄信给达赖喇嘛，他们去参加法会在印度，就带过去了。达赖喇嘛看了信后，马上通知美国的代理办事处。他们办事处的人马上打电话过来，说：“你是某某某吗？“我说：“是。“你现在在南美洲吗？好的，我在南美洲，他们说会想办法帮助我。

我想办法到美国去。他们说在南美洲，我们没办法。我问朋友，这边去美国，拿中国护照的到美国去容易拿签证吗？他说绝对没有。他说这是第三国，你到中国去签可以签，你在南美洲签，那不可能签。你无非是长期拘留可以，而且你当时是黑下来的，非法拘留了，担心的呀。

后来就有一天，也神奇。我们就约了要签证。签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那边，美国那边就是他的代表处，我们联系，他说：“我们已经联系到一个国会议员，国会议员给你写了一份信给那个使馆。“就是美国驻危地马拉使馆，写了个信，就是你可能会拿到签证，你现在可以去拿签证就这样。等于美国政府提前给你打了招呼了，国会打个招呼了。那这样就比较大胆了。但是那个信我也没有看到，就这么说法电话里头说的呗。

我们就去排队。我平时是穿便衣，那天穿了袈裟，我们去排队要签证，拿着哈达，准备献哈达。想的是在中国时，去某些地方见人要献哈达，这是礼节。我是那么想的，拿着哈达在门口等。后来他们说那天是一个节日，放假，说都回去明天再来。

我们准备要走，刚才通知的那个人来找我们，说：“你们几个人是西藏来的吗？“我们说是。他说这是个美国人，就那个使馆里的工作人员，不知道是危地马拉人还是南美人。对方叫我们去见总领事，我就开心了，心想肯定有好戏。

我们去了以后，发现他们是半开状态，不是所有的办事都停止。有些没有办完手续的还在办。我进去可能是要见总领事了，这让我很高兴。

后来情况并不是见领事，而是到窗口去排队。我就在那个窗口排队，前面的人很快就走了。轮到我以后，他就说：“你是？“他拿出那封信，说：“你们是某某吗？“名字一说，翻译确认后，对，就是美国国会议员给他们写的信。

他拿着信问：“你们几个人？“我们回答了。他接着问：“你们去美国干什么？“美国达赖喇嘛办事处的人提前告诉我们不能说是去美国避难，这样可能会被拒签。虽然是国会议员写的信，但签证官有很大的权利，所以我们必须说是去搞研究，参加法会，然后马上回去。

我就按照那一套说了。他问我搞什么研究，我还做了一点准备。我说我是做玛雅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对比，解释了一些内容，我还笑了。

王志安： 这些准备都是危地马拉的朋友给你做的吗？

阿嘉仁波切： 不是，是我自己准备的。他们说要做准备，我自己看了一些书。我以前搞建筑设计，对建筑文化比较感兴趣，所以也有一些了解。

签证官说：“你拿的是外交官护照，你到美国去参加法会，见达赖喇嘛，你还回去吗？“我回答说会回去。他笑了，可能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因为有国会议员的信，他说：“好吧，我们就给你签证。“于是当场就拿到了签证。

去往美国

拿到签证后，当时还是盖一个章。拿到签证后，我们就赶紧买票。买了票后，我们就飞到美国。第一天到美国，我们到了纽约。正好达赖喇嘛也在纽约参加法会。参加法会是一个最大的借口，搞研究是另一个借口。

我以前很想看看纽约，因为纽约在中国被称为"大都会”。当时正好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叫《北京人在纽约》。我断断续续地看了一些（王启明由姜文饰演）。纽约给人的感觉很神秘。

那天到了纽约后，心事重重，根本没有心情看那些大楼，一点兴趣都没有。为什么到美国还会心事重重呢？因为我是从大陆跑出来的，身份不明。最害怕的是牵连其他人，对寺庙、朋友和我的秘书造成影响。

达赖喇嘛见了我后说：“哦，40 年没见面了。“当时我还很小。他说：“哦。“我说了一些回忆。我们见面谈了两三个小时，后来又见了两三次，第一次谈了两三个小时，后来他又叫我去见，我们又谈了一些国内的情况，他的一些情况。

他最后提到一个问题说：“你出来以后，要低调，不能到处说中国的坏话，这些千万不能说。为什么呢？我正在和中国谈判，现在有一些进展。千万不能让你出来形成一个障碍。“他认为如果我高调叛逃，中国政府就不开心了，他们会质疑谈判的诚意，觉得我们又跑出来一个人，这样会影响谈判。

我表示理解，说可以低调。他说：“你不是和江泽民有一面之交吗？“江泽民和我关系还不错。中国的很多官员我以前都认识，比如李克强，他在全国青联时我是全国青联，他是团中央书记，我们开会经常见面。胡锦涛，我们也比较熟悉。江泽民到塔尔寺参观时，我接待他，我们关系非常好。

我还经常去北京看他，有时在中南海。他有时候会派曾庆红来见我，邀请我过去。江泽民对我比较欣赏。当时塔尔寺需要维修，中央拨款，但南方发生水灾，我们的拨款被削减了一部分。江泽民来塔尔寺参观时，我诚心地向他反映了这个问题，他当时很开心，马上点头批了，又补了两千万给我们。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

王志安： 我听说江泽民还去过好几次黄寺吗？

阿嘉仁波切： 他说：“你和江泽民有一定关系，是不是可以给江泽民写封信？“写信的目的是为了在谈判中起到作用，通过我和江泽民的关系建立一个更接近的通道。这是达赖喇嘛的想法，虽然他的愿望是好的，但也有些天真和一厢情愿。

我出逃后，已经叛逃，没有面子再给江泽民写信。但达赖喇嘛的话不好违背，所以我还是写了信。信中我提到：“我不想在政治舞台上，我也不是说反对政府。我不承认十一世班禅喇嘛，但我也不敢说。如果我能在你们谈判中起到作用，我愿意尽力。“信写好后，我寄给了江泽民。

很快，中央统战部回信了。江泽民还写了一首诗给我。他在诗中提到他对塔尔寺的兴趣，对塔尔寺的艺术，如酥油花等。他还说塔尔寺的藏文名字是"十万佛像之净土”，意思是那里聚集了十万佛像，缺的就是我。他的意思是如果我想开了，就回来。

王兆国，当时的统战部部长，给我回了信。他表示对我的突然出走感到惊讶，并问为什么没有提前打招呼。他提醒我在国外要好自为之，避免乱来。如果我有回国的打算，表示我的职务和待遇都会保留。但他补充说，回到北京是可以的，但这意味着我不能再回到塔尔寺。

总的来说，回信中提到我可以长期留在北京，但并未回应达赖喇嘛提到的谈判问题。统战部还表示，如果我在财务上有困难，可以联系我所在的使领馆，他们会提供帮助。

我将这些情况反馈给达赖喇嘛，告知他统战部的回信内容。